202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十七讲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室举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院士Ludovic Orlando教授应邀作题为The Horse Before and After Our Shared History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学院师生及校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报告伊始，Orlando教授以速度与权力为线索，阐释马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马的使用显著提升了人类跨越空间的能力，使人员、物资、观念、语言、宗教乃至病原体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发生深刻变化。同时，骑乘、驾车和马战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军事与政治力量平衡。因此，马并非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深刻参与古代社会互动、战争方式、交流网络和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力量。
随后，Orlando教授介绍了古DNA研究如何重新认识马的历史。传统考古学可通过马骨、马具、图像资料和使用痕迹判断人类对马的利用方式，但仅凭物质遗存，仍难以精确回答现代家马的起源时间、地点和扩散路径。古基因组学则能够直接追踪不同时空马群之间的遗传关系，识别群体瓶颈、谱系替代和人工选择信号，并进一步推断毛色、体型、运动能力和行为特征等难以从考古遗存中直接观察的生物学性状。
基于大规模古马基因组资料，Orlando教授指出，今日家马的遗传结构相对集中，而古代马群曾具有远高于现代的遗传多样性。现代家马的形成既是一次成功的驯化与扩散过程，也伴随着多个区域性野生马谱系的消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下降。这一认识提示我们，现代动物谱系的形成不能简单理解为线性、单中心的驯化过程，而应放在更为复杂的史前生态、文化互动和人类选择背景中加以考察。
报告重点回顾了哈萨克斯坦北部Botai文化在马驯化研究中的地位。Botai遗址距今约5500年，出土大量马骨，并发现可能与马管理、骑乘或马奶利用相关的考古证据，因此长期被视为早期马管理和驯养的重要案例。然而，古DNA研究表明，Botai马并非今日家马的直接祖先，而是与现存普氏野马相关谱系关系更为密切。这一结果改变了过去将Botai视为现代家马源头的认识，也说明早期马管理实践可能存在多次尝试，其中并非所有尝试都延续为今日家马谱系。
关于现代家马的起源，Orlando教授结合近年发表的古基因组研究指出，现代家马谱系最可能起源于西欧亚草原，尤其是伏尔加河至顿河下游一带。约公元前2200年前后，现代家马谱系经历了强烈的人为管理和繁殖控制，并在随后数百年内迅速扩散至欧亚大陆多地。其扩散与衔具、车马技术和骑乘实践的传播相互交织，推动了青铜时代晚期以后欧亚大陆交流网络的重组。
驯化过程中的遗传瓶颈
Orlando教授还介绍了如何通过时间序列古基因组识别人工选择信号。研究者可以比较驯化前后不同马群中关键遗传变异的频率变化，从而判断哪些性状在特定历史阶段受到人类选择。近年研究显示，影响行为、体态、脊柱形态、肌肉力量和运动协调能力的候选位点，在现代家马形成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选择信号。其中，GSDMC基因附近的调控变异与背部形态和运动能力相关，可能有利于骑乘和负重。与行为相关的候选位点则提示，在真正形成大规模马力交通体系之前，人类可能已经开始选择更易接近、更易管理的马。报告进一步指出，马的驯化并非一次性完成。现代家马形成后，人类仍持续根据不同社会需求选择马的性状。铁器时代以来，骑兵、战争、仪式和长距离交通的发展，使马的体型、速度、耐力、操控性和社会象征意义不断被重新塑造。由此可见，古DNA不仅能够追踪马从何处而来，也能够揭示人类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改变马的生物学特征。
在讨论马的全球传播时，Orlando教授以美洲马的历史为例，说明古DNA、同位素和考古资料如何修正传统历史叙述。长期以来，部分历史叙述认为北美原住民大规模获得马主要发生在1680年普韦布洛起义之后。然而，最新跨学科研究表明，北美原住民与马的接触、饲养和文化整合可能早于这一时间。部分早期马遗存的年代、同位素证据和遗传信息显示，马在17世纪早期已进入原住民社会生活之中。这一案例说明，书面史之外的考古和生物分子证据，能够为理解殖民接触、原住民知识体系和动物传播史提供新的研究维度。
讲座最后，Orlando教授从社会考古学角度讨论了马与权力、身份和仪式之间的关系。以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为例，古DNA和形态学研究显示，墓葬中随葬或牺牲的马匹在性别、年龄、毛色和亲缘关系上并非随机组合，而是经过特定社会规范选择的结果。在这些场景中，马不仅是可供利用的动物资源，更是身份表达、政治权威和死亡仪式的重要媒介。蒙古高原、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相关材料中大量马头、马骨和祭祀遗存，也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区域的马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围绕古DNA样品保存、马驯化与骑乘起源、欧亚大陆东西向交流，以及中国北方与草原地区马文化研究等问题，与Orlando教授展开讨论。Orlando教授结合其团队在欧亚大陆多区域开展研究的经验，对相关问题作了回应。
本次讲座展示了古基因组学与考古学、历史学、动物考古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结合路径，有助于重新认识人类与动物的共同历史。通过马这一关键动物，Orlando教授介绍了现代家马起源与扩散的最新研究进展，也说明了速度、技术、战争、权力和仪式等因素如何在长时段历史中相互关联。讲座拓展了师生对分子考古学前沿问题的认识，也为学院在古DNA、动物考古和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