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2日至14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夏商周考古专题”系列讲座暨宿白讲座第14—16讲。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方辉连续三天分别以“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夏王朝早期历史与考古”以及“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朱砂遗存研究”为题进行报告。三场讲座围绕聚落考古、夏王朝早期历史、礼仪制度与资源流通等核心问题展开，综合运用区域调查、考古发掘、文献分析与科技考古方法，广泛呈现了方辉教授对夏代早期历史、资源流通及文化交流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方法。

方辉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一、理论与实践：以鲁东南沿海聚落考古为例

第一讲围绕鲁东南沿海聚落考古展开。方辉首先回顾了中国聚落考古的发展历程，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考古逐渐关注区域尺度研究，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聚落分布、等级结构与空间关系，探讨古代社会组织与文明演进过程。聚落考古并非仅关注遗址本身，而是强调遗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聚落体系与自然环境、交通网络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

其重点介绍了山东大学自1995年以来持续开展的鲁东南沿海区域系统调查。该项目覆盖日照、胶州、高密、诸城等地区，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区域聚落调查项目之一。调查时间跨度自新石器时代延续至秦汉时期，积累了大量聚落分布、人口变化与环境演变资料。他指出，所谓“区域系统调查”并非简单踏查，而是一种全覆盖式、连续性的调查方法，通过系统记录区域内所有遗址的位置、面积、年代与等级，建立完整的区域聚落数据库。

1995-2025项目调查区域图

讲座贯穿新石器至秦汉时期，历时性分析了鲁东南地区聚落结构的演变。研究显示，龙山文化早期，两城镇、尧王城等大型中心聚落迅速兴起，区域人口达到第一个高峰，反映出社会复杂化与权力集中趋势。龙山中期以后回落，晚期至岳石文化、商时期，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明显下降，可能与气候波动、社会冲突及区域政治结构调整有关。西周时期，人口开始恢复，分布格局有所改变，南北地区人口空白，或受中原王朝影响，新出现遗址靠近内陆；直到东周、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力量扩张和交通体系完善，区域聚落才再次快速增长。

沿海各小区人口变化图

秦汉时期琅琊郡的聚落考古显示，通过结合文献与遗址数据，研究团队推算区域人口规模与文献记载相符。遗址中发现的界碑、道路及行政设施，为早期基层行政组织和区划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在微观层面，方辉分析了两城镇等遗址内部空间结构、陶器堆积及墓葬与手工业遗存，强调宏观调查需辅以精细发掘与科技考古支持。

秦汉时期聚落分布图

讲座还介绍了科技考古在聚落研究中的应用。以两城镇遗址为例，植物考古浮选结果揭示了龙山时期稻、粟、黍、小麦等作物结构及食用方式；古酒残留物分析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由稻米、蜂蜜和水果混合发酵的酒类饮品，反映出复杂的饮食与礼仪文化。方辉强调，未来聚落考古的发展方向，应进一步加强区域调查、精细发掘与科技考古的结合，从聚落形态、人口结构、交通体系和资源流通等多个层面，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

二、从王国初始到王朝气象：夏代早期历史与考古

第二讲以“从王国初始到王朝气象”为主题，重点讨论夏代早期历史、王朝形成及夷夏礼制之别。讲座开篇，方辉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王朝国家开始时间”的认识为何存在差异。探源工程认为，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王朝时代；而断代工程则根据文献与年代推算，将夏代起点定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两者之间存在约两百年的时间差。

围绕这一问题，方辉分析了二里头文化的考古特征。二里头遗址具有明确规划的宫殿区、道路系统和中轴布局，同时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和礼仪性器物，如牙璋、青铜牌饰、玉刀等。这些遗存表明，当时已经形成高度分层的社会结构和较成熟的礼仪制度。他指出，所谓“王朝气象”，指的是考古学上可观测的、标志着从“邦国”迈入“广域王权王朝”的系统性特征，所对应的正是距今3800年至35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

讲座梳理了《尚书》《竹书纪年》《左传》等文献中关于夏代前期历史的记载，包括太康失邦、少康中兴等重要事件，并指出这些文献虽经后世加工，但在地理与事件结构上仍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相差的两百年或许就在这王朝初始后的纷乱斗争中呈现。

其中特别讨论了“跪坐”与“蹲居”等行为习俗。通过人骨病理学分析发现，自仰韶晚期至二里头、商代时期，中原地区人群普遍存在跪坐行为，尤其女性在农业劳动中更为明显，而海岱地区则以蹲踞为主，商时期才普及跪坐。方辉认为，夷夏之辨，实乃两个族群在蹲踞与跽坐行为举止 上差异，反映的是文化上的不同，这种行为方式不仅反映生活习惯，更与礼仪规范、身份秩序和社会控制有关。

下蹲姿势图

章丘焦家2017ZJM210 右侧距骨与胫骨距骨与胫骨皆表现为外侧蹲踞面，为长期、反复的直接接触形成，蹲踞病理

跪踞示意图

跪坐病理图

方辉指出，验诸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早期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夷夏之争，夏代早期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王国。后冈二期文化的族属为有穷氏，后羿或夷羿灭夏是从豫东北西向进发；位于“洛汭”的花地嘴遗址很可能是后羿代夏的第一站，也可能是夏代早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具有了王朝气象，应该是少康中兴之后的遗存；伴随着二里头二期王朝势力向周边的扩展，各地龙山时代趋于终结，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气象。

王湾三期、后冈二期、王油坊类型、新砦期交流示意图

三、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朱砂遗存研究

第三讲围绕“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朱砂遗存研究”展开。方辉指出，朱砂是中国古代考古遗存中常见却长期未受到充分重视的一类特殊物质。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朱砂逐渐成为研究礼仪制度、资源流通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切入点。

讲座介绍了朱砂的性质。朱砂即硫化汞，古称“丹”“丹砂”“辰砂”等。由于主要优质产地位于湖南辰州一带，因此又称“辰砂”。朱砂不仅是自然界最鲜艳稳定的红色颜料之一，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加热转化为水银，并可再次还原为丹砂。这种特殊性质使其与古代炼丹术、长生信仰及宗教观念密切相关。

古代文献中关于朱砂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和甲西征，得一丹山”；《逸周书·王会》记“卜人以丹沙”；《史记·货殖列传》则记载巴寡妇清因经营丹砂而富甲一方。这些材料说明至迟在商周时期，朱砂已成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与礼仪意义的重要战略资源。

方辉重点讨论“朱砂葬”现象。考古材料表明，朱砂用于丧葬活动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仰韶文化时期。河南灵宝西坡、安徽凌家滩、湖北龙王山等遗址均发现填土撒朱、器物涂朱及裹尸布附着朱砂等现象。至龙山时代，朱砂使用逐渐制度化。山西清凉寺墓地大量墓葬在棺底、尸身周围铺设朱砂，并伴随外来文化因素与特殊人群结构。结合人骨同位素分析及运城盐池背景，方辉教授推测该墓地可能与盐业开发及资源管理有关。

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朱砂的使用更加普遍。陶寺大型墓葬中，朱砂多铺设于棺底或附着于裹尸织物；二里头遗址中，大中型墓几乎普遍使用朱砂，部分棺底厚度可达数厘米。商代以后，朱砂葬进一步普及于高等级贵族墓葬。殷墟、大辛庄、大河口等遗址均发现大量朱砂遗存，同时甲骨卜辞中也存在涂朱现象，说明朱砂不仅用于墓葬，还参与祭祀、占卜及礼仪活动。

二里头文化朱砂葬

除丧葬与祭祀外，朱砂还广泛用于化妆品、漆器、彩绘陶及鎏金工艺。教授以山东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器物为例，推测部分小型青铜器可能与女性化妆品调配有关；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红漆器与彩绘陶的大量红色颜料均依赖朱砂。战国以后，随着炼丹术和水银工艺兴起，朱砂的功能重心逐渐转向炼丹、鎏金及长生信仰。秦始皇陵中异常高含量的汞，与《史记》所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形成呼应。

最后，方辉重点介绍了科技考古在朱砂研究中的应用。通过拉曼光谱、扫描电镜和硫同位素分析，研究者已经能够对朱砂来源进行溯源。研究结果显示，仰韶时期北方朱砂多来自秦岭矿带；庙底沟二期以后，湘黔朱砂大量进入晋南；龙山至夏商周时期，湘黔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最重要的朱砂来源地。丹江通道在南方朱砂北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反映出早期中国已经形成跨区域资源运输与政治控制网络。

丹水通道示意图

仰韶时期丹砂溯源示意图

系列讲座充分体现了方辉教授对区域考古、科技考古与历史文献综合研究的专业思路，为理解中国早期社会组织、王朝制度、礼仪及资源网络提供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参考。

沈睿文院长为方辉教授颁发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