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2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暨“德斋讲堂”第40讲《在物质环境中理解文本》在考古楼A座101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鸿教授主讲。
胡鸿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一、引言：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互动
在传统语境中，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各有侧重，前者相对注重文本，研究对象常脱离原生的物质形态；后者则相对注重物质，包括载体、形制等不同层面。
近年来，文本性与物质性的交错互动关系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文本的载体、形态、传播方式愈受重视。金石资料等材料集中体现了文本性与物质性的结合，它们的功能由物质形态与文本共同界定。传统的碑志研究仅关注文本，忽视了大量物质信息，如文字的排列、布局与换行方式。因此，解读文本时不能忽略其原有的物质形态，而应尝试将这种物质形态复原。
石刻资料的分类、定名往往存在具体分歧，但金石学传统中业已具有关注石刻物质形态的意识，如叶昌炽《语石》对石刻的分类叙述，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则对此有所推进。
一般而言，石刻资料的分布相对零散，但在特定问题意识的驱动下，这些资料在汇集、整理后可以得到较好的利用。以南北朝造像记为例，该时期的传世史料、墓志都指向中上层人士，但为数甚多的造像记却直接指向基层社会，而其文本内容之外的造像物质形态同样值得研究，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在文本层面，“历史书写”是当下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与文本在写作意图、编纂规范等影响下的加工过程密切相关。“历史书写”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关注某一类文本或文类普遍采用的书写模式，揭示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作为基础构造对具体文本的塑造作用，即对共性范式的总结。二是注重分析具体文本采用的叙述策略及其背后的意图，即在理解共性范式的基础上确认个性表达，如对石刻中超出常态的各种“异刻”现象的研究。
二、案例一：从马援铜柱到溪州铜柱
溪州铜柱树立于后晋天福五年（940），现存于湖南湘西芙蓉镇，地面以上原高一丈二尺（3.6米），除顶部残损外保存完好，其上刻写着两千余字的铭文。
现存溪州铜柱
894年，刘建峰、马殷率军进入湖南，此后马殷陆续征服湖南七州、岭南五州，并建立起马楚政权。马楚的势力范围以湘水流域为核心，其西为溪州则为原吉州刺史彭玕所据。马殷与彭玕形成联姻关系，以子马希范娶彭玕之女。932年，马希范即位为楚王。938年，彭夫人逝世，马氏、彭氏势力旋即爆发溪州之战，最终以马氏的胜利告终。溪州铜柱树立于战争结束的次年，题为“复溪州铜柱”，形制为八角柱，每面线刻5行字，显系精心设计而成。铭文内容包括马楚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所撰长文，并附有一份溪州与马楚政权盟誓的誓状，以及一份19人的题名。
马楚政权诸势力分布图
自树立起，溪州铜柱便因特殊的形制与丰富的铭文受到重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峤南琐记》《十国春秋》等史籍均对铜柱及其历史背景有所记录，清代以来的金石学者亦对铜柱进行考述，铭文录文及相关考证汇总均见于民国十九年重修的《永顺县志》。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则利用铜柱铭文资料提出历史学问题，主要属于民族史研究的范畴。总体上，既有研究对于铜柱的物质性措意甚少，其外观形制、材料来源、铸造工艺知识与技术背景均值得重新考察。
（一）模仿“马援铜柱”：物质还是文本
溪州铜柱铭文云：
粤以天福五年，岁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学士李弘皋，谓曰：“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徵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宁，群帅内附。古者天子铭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必有刊勒，垂诸简编；将立标题，式昭恩信。敢继前烈，为吾纪焉。”
《旧五代史·马希范传》则云：
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援之后，故铸铜柱以继之。
这两条史料都提及马援铜柱，那么马援铜柱与溪州铜柱存在某种关联是难以否认的。关键在于，马希范等人关于马援铜柱的知识从何而来？大约有何内容？
东汉建武年间，马援平定交趾地区徵侧、徵贰起义，其事见载于《后汉书》本传等正史，但东汉及邻近时代记载该史事的史料中无一提及马援树立铜柱。关于马援铜柱的最早记载见于《初学记》引张勃《吴录》：“象林海中有小洲，自北（此）南行三十里，有西屠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疆场之表。”其书应成于吴亡之后的西晋时期。其次见于《后汉书·马援传》注引《广州记》：“援到交，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年代应早于范晔《后汉书》，其中把《吴录》所记传闻部分抹去，将马援立铜柱之事作为事实加以陈述。更详细的记载则见于《水经注》“鬱水”条：
鬱水又南，自寿泠县注于海。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
西晋张勃《吴录》描述马援铜柱的用语相对谨慎，而东晋中期的俞益期《笺》便丰富了许多，这些关于铜柱的信息体现出知识的层累，很可能来自西屠人或“马流”的自述。这些数百年间关于马援铜柱的记载应得自异域传闻，实际上并无亲身见闻为据。
不过，隋唐时期，当王朝军政力量再度达到中南半岛东部时，则出现了多次亲见马援铜柱的记载。大业元年（605），刘方率军征林邑，自比景海口破敌而南，连渡两江，“迳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唐代前期，由南海前往天竺的求法僧亦曾亲见铜柱，如来自荆州江陵的慧命禅师“泛舶行至占波，遭风而屡遘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匕景而归唐。”铜柱是南海求法僧途中一个或虚或实的路标，义净甚至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序言中概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
另外，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唐文宗大和间爱州境内确有铜柱，系马援所立，但“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新唐书·南蛮·环王传》又载“环王，本林邑也，……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这里说铜柱在林邑南境，且有五根，明显并非前述爱州的铜柱。这些唐代的铜柱都应真实存在，然而它们形态各异，且立在不同地点，可能都只是被附会为“马援铜柱”而已。
从魏晋至隋唐的文献来看，马援铜柱只是一个符号式的存在，对于实际铸造铜柱来说，模仿马援铜柱，只能是一种理念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的模仿。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技术层面实物的影响，亦即对模板与原型的确认。
（二）风尚与技术：唐代的立柱热
唐代出现了一些复立马援铜柱的事件。如天宝八载（749），“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马摠于元和四年（809）充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
滇池东岸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诸多“滇文化”青铜器中，就有一件“杀人祭铜柱场面盖铜贮贝器”（M12:26），江川李家山M69墓出土的铜贮贝器上也有祭祀铜柱场面，可见铜柱在本地文化中渊源已久。故而对唐人来说，这些地区原来存在铜柱并不稀奇，这些已经消失的铜柱被自然地附会至马援名下，并作为“马援铜柱”而复立。时至今日，湘西芙蓉镇当地有“铜柱广场”，纪念历史上各类树立铜柱之事，亦可视作这一风气的某种现代延续。
江川李家山出土祭铜柱场面青铜贮贝器（M69：157）
从铸造技术来看，武则天于洛阳铸造的“天枢”与“马援铜柱”及其仿造品存在相通之处。《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该柱有八面、每面径五尺，柱直径十二尺，其上有武则天题写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榜题、武三思撰写的长篇铭文，以及百官、四夷酋长之名，是规模巨大的礼仪性金属柱。溪州铜柱在形制特征上与之接近。
天枢想象复原图（李松）
神龙三年（707）六月，唐九徵在讨伐姚州蛮和吐蕃时，“虏以铁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徵毁组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开元年间张九龄代玄宗所写的《敕吐蕃赞普书》云“铁柱书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可知该铁柱上刻有铭文，且起着划定唐与吐蕃疆界的作用。
另一个著名的铁柱是南诏铁柱，实物现存于云南弥渡县铁柱庙，柱上有阳文楷书题记“维建极十三年（872）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完成于南诏中兴二年（898）的《南诏图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绘了南诏建国的历程，其中包括三赕白大首领张乐进球与蒙氏先祖等九人祭铁柱的场景，这表明祭铁柱是与南诏建国史有关的神异故事，用于祭祀的铁柱则是洱海地区白蛮中渊源已久的圣物。
现存南诏铁柱
上述唐代的技术背景超越了地域、族群与政治统属，可以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理解溪州铜柱的形制。据铭文题记可知，铜柱地面以上高一丈二尺（3.6米），入地部分六尺（1.8米），重达五千斤，“并石莲花台及下有石頳”。其他史料均表明柱有八棱八面，每面宽15厘米，截面宽度（内切圆直径）为36厘米，对角线宽度（外接圆直径）39厘米。全柱中空，商承祚据友人蔡季襄实地观察记录“中有孔，径约三十五公分，厚约八九公分，孔实乾封泉宝铁钱”，则可推测中空部分直径约20厘米。
溪州铜柱截面形制
唐代金属柱与溪州铜柱形制比较
将溪州铜柱与唐代其他金属柱相比较，不难发现其在形制上最接近天枢，两者均是八角柱，且截面边长、直径均为天枢的十分之一。然而，天枢仅存在20年即为玄宗所毁，它对于唐后期的人们而言只是文本与记忆中的存在，难以亲见模仿。结合八棱八面、刻字、莲花底座、有顶等诸多特征来看，溪州铜柱的形制实际上最可能仿自唐代流行的石经幢。正是在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的高宗时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唐初受到压制的佛教得到积极扶持，陀罗尼经幢由此逐渐在全国流行开来。
在溪州铜柱铸造的时期，“马援铜柱”与天枢都只是书本中的记载，经幢却遍及天下随处可见，从技术可行性来看，它们是铜柱设计时最有可能的参照对象。
溪州铜柱复原图（雷家森）
北京云居寺辽代石经幢
（三）铜柱为谁而立：兼论铜料的来源
溪州铜柱的制造使用了五千斤铜，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铜柱的建立，如此大量的铜料由何而来，这在铜柱的形态塑造和铭文写作中留下了何种痕迹？
李弘皋撰写的铜柱记铭文中提到“溪之将佐，衔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则立柱是应“溪之将佐”的请求，柱的功能是为了进行盟誓。结合铭文所记立柱过程可知，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豪酋降于马氏，“具件状饮血求誓”，此时已完成受降及饮血等盟誓仪式。同年五月，马希范命李弘皋撰《记》用于铭德纪功，并开始制作铜柱。七月十八日，铜柱铸造完成，至八月九日铭文镌刻完成。
十二月二十日，铜柱在溪州树立。
铜柱铭文中的誓文部分内容为：
右据状。溪州静边都，自古以来代无违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当都愿将本管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衹依旧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该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祇为证者。/
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
在誓文中，溪州静边都表示归顺，并承诺不骚扰、劫掠马氏所管诸州，对于王庭与都幕的需求会尽量配合供应，同时请求仍依旧制“无税课”，仅缴纳一定的“供输”，并且在司法方面由本都裁定，楚王的回答则相当于承认了溪州静边都在财政、司法、军事上的独立地位。细读还可注意到，誓文中除溪州静边都、楚王庭之外，还有负责约束五姓主首、州县职掌及溪州百姓的管理者。
誓文下的19人题名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其中，带“前某官”结衔（前溪州诸军事溪州刺史）的彭、覃、朱、龚、向五姓是汉代以来湘西地区的土蛮大姓，而现任的溪州诸军事溪州刺史则是外来的彭氏。彭氏来自江西吉州，在某种程度上由马楚政权所扶持，两者在开拓五溪、羁縻溪州诸蛮上拥有共同利益。溪州之战以后，彭氏尽管战败，其经济、军事的独立性却得到马楚的正式承认。宋代时期，溪州发展出誓下州与都誓主的体制，彭氏成为二十州都誓主。明清时期，彭氏成为永顺土司。可见，溪州铜柱及其承载的以“誓”为基础的统治秩序长期维持，使彭氏获得了作为国家政权与溪州蛮人之间“中间人”的地位。
溪州铜柱以五千斤铜铸成，这些铜料应大部分来自溪州之战中的缴获以及五溪蛮酋的进贡，其主要载体应为铜鼓。湘西地区并非铜鼓发源地，但南朝以来屡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南朝陈的华皎为湘州刺史，“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载“（乾德）四年（966），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南宋朱辅《溪蛮丛笑》载“蛮地多古铜……麻阳有铜鼓，盖江水中掘得，如大钟，长筩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山猺婚娶，聘物以铜与盐。”将收缴或纳贡所得铜鼓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铜器，也是马援的著名事迹之一，其收骆越铜鼓铸铜马式。
现存较大的铜鼓可达百余斤，溪州铜柱的制造大约需要50个这样的铜鼓。象征五溪蛮酋权力的铜鼓被收缴或献出，被改铸为标榜王朝功德的铜柱，并刻上效忠楚王和溪州静边都彭氏的誓文，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不啻为对五溪政治结构变动的一种明白宣示。
（四）小结
溪州铜柱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模仿”：一是对马援铜柱的模仿，这是符号意义上的模仿，两者间并不一定存在物质形态上的相似性，实现了物质—文本—物质的循环；二是对石经幢和唐代金属柱的模仿，这是实际制作时在设计及工艺上的模仿，是要尽力隐藏的，因为它对前一重模仿构成了否定。
溪州铜柱的制作，是马楚政权、溪州彭氏以及五溪地区旧蛮酋三方政治博弈的结果，铭文呈现出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五代后期至宋，以铜柱上的“誓”为基础形成了都誓主和誓下州的体制，庐陵彭氏成为溪州铜柱背后的最大受益者。铜料的来源、流动与象征意义皆具有复杂的政治意涵，铜柱“重器”的性质形塑了彭氏在溪州当地长期的统治秩序，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保存。
三、案例二：鄂尔浑突厥碑铭的形制分析
（一）突厥文与突厥碑
突厥第二汗国（682—745）在学界所受到的关注，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等古突厥鲁尼文碑铭密切相关。19世纪末，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它们并加以解读，俄罗斯、芬兰、丹麦的学者促成了大量历史学、语言学方面的经典研究，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考古工作又积累了许多超出碑铭文本的物质信息。
阙特勤碑
毗伽可汗碑
（二）换行与换面
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都刻有汉文、突厥文两种文字，两碑的突厥文部分内容颇有重合，且书写方向都是自上而下，再自右向左换行，基本与汉文相同。鲁尼字母起源于西亚的阿拉美（Aramic）字母，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其衍生的粟特字母，而从阿拉美字母衍生的各种文字——如粟特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等，都是自右向左横行书写，再自上而下换行的。然而，两碑的换行方式都是每行字序自上而下，并且自右向左换行，还原后的墨书状态则应是从最下往最上换行，这是非常不自然的。
如果考虑多个碑面的切换，这种不自然就更加明显了。结合碑文内容来看，阙特勤碑主体部分呈从左到右逆时针的方向，但每个碑面内部却是自右向左换行，这就造成了每一面最初一行紧挨着下一面最后一行的尴尬状况。另外，三个侧棱面的顺序却是从右向左顺时针换面的，与大碑面的换面方向正好相反。有趣的是，比阙特勤碑晚十余年的毗伽可汗碑就避免了这种矛盾结构，它仍采用自右向左的“不自然”换行法，换面方式则调整为从右向左，并将侧棱面也纳入规划，避免了换面之际首尾不接的矛盾。
诸突厥碑铭的换行与换面方向
早于两大碑的暾欲谷碑采用自左向右的“自然”换行法，换面方式也是自左向右的，这并非该碑首创。通过对鲁尼文碑铭的换行、换面情况整理，可以发现从左向右换行、从左向右逆时针换面是粟特文在直书于碑石情境下的固有传统。阙特勤碑的不自然换行换面方式则是不同文化传统交汇时的新尝试，其自右向左换行法取法于汉文，自左向右逆时针换面则保留了粟特及暾欲谷传统的逆时针换面法。这种尝试到毗伽可汗碑建造时被部分否定了，从右向左的换行方式得到保留，但逆时针的换面形式则被抛弃了，改成配合换行方向的顺时针换面。由此，毗伽可汗碑终于完全颠覆了布谷特碑、暾欲谷碑代表的西域传统，在换行和换面方式上最终与汉文碑铭完全一致，形成了新的碑铭风尚。毗伽可汗碑之后，直到回鹘汗国的诸碑铭无一例外地沿用了毗伽可汗碑的换行换面方式。
主要鲁尼文碑铭的换行换面情况
不过，暾欲谷碑代表的西域传统也在较晚的碑铭上有所体现。譬如，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粟特文与汉文在同一面以中线分开，粟特文向右换行，汉文向左。
（三）阙特勤碑特殊形制的原因
关于阙特勤碑改变旧传统的原因，史料中并无记载，可以结合如下事实推测：
一 是 同碑上汉文书写传统的影响。阙特勤碑是第一块汉文与突厥鲁尼文双语合刻的碑铭，其汉文部分又是唐玄宗亲自撰写的，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威，而负责立碑的官员和工匠均来自唐朝宫廷。碑上先刻汉字，再刻上鲁尼文，这难免使后者受到汉字刻写传统的影响。
二是此时期突厥在与唐关系中处于弱势。突厥因四面受敌的战略形势遣使与唐修好，毗伽可汗“乞与玄宗为子”“请父事天子”，唐玄宗在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也强调说“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从中可以看出突厥对唐朝在外交上处于劣势地位。
三是唐风洋溢之下对时尚的追求。突厥与唐通和后，唐朝的丝绸等物品深受突厥社会上层欢迎，毗伽可汗还特意向唐廷请求画师和工匠以建造陵园和墓碑。唐朝文字的书写方式，在这种物质上的崇唐风气下，也可能一样被突厥人所欣赏。
四是唐使节及实际承担修陵、刻碑工作的唐朝工匠的意见，也可能发挥作用。
结合阙特勤碑于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年（732）的刊刻过程，还可发现三个转棱面很可能在最初规划中并不在利用范围之内，对其的利用是后来的权宜之计，也造成它们的换面顺序与大碑面相反。
（四）倒转的龟趺及其原因蠡测
阙特勤碑一面是唐玄宗御撰的汉文碑文，另一面是以毗伽可汗口吻撰写的鲁尼文碑文，那么究竟应以何者为正面（阳面）、何者为反面（阴面）？
突厥第二汗国的可汗和贵族墓园都是东西方向的长方形，入口在东，这与史书所记突厥之俗尚东相符。结合20世纪考古学者的相关记录，可以判断阙特勤墓园的龟趺碑座朝向西方（墓园内部），而土耳其—蒙古联合考古队所绘的遗址复原图中将龟趺的方向画反了。类似地，毗伽可汗碑的龟趺也是头向西而尾向东，即以尾部对着墓园入口。至于翁金碑的龟趺，原始状态可能也是朝西的。
阙特勤墓园复原图（龟趺方向有误）
毗伽可汗碑龟趺在整个墓园中的位置
这种碑座龟趺倒转的现象颇为明确，但原因不明。该情况在突厥始见于阙特勤碑，龟趺的形态亦可从鲁尼文、汉文合刻的方面去理解。为了解决唐玄宗碑文与毗伽可汗碑文间的矛盾，突厥可汗与唐朝使臣想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汉文面依然向着龟趺头部，以符合唐代观念的碑阳；突厥文面虽在尾部，但龟趺被整个反转过来，尾部对着东方，以符合突厥以东方为尚的观念，同时兼顾了以突厥文为墓园空间主要语言的需要。
这一“双重正面”的创造性做法同时考虑了唐代皇帝与突厥可汗的立场，在同样面临着处理汉文面方向问题的毗伽可汗碑得到沿用。翁金碑则忠实地将龟趺向西视为一种定制加以采用，虽然它上面没有汉字，根本没有这种必要。事实上，它的龟趺也是一个十分勉强的模仿。
翁金碑的龟趺（兰司铁1909年摄）
本文已经胡鸿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杨旭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