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室举办，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周庆山教授应邀作题为“传播的认知建构：从符号话语到算法框架的现实塑造”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殷研究员主持。
周庆山教授主讲
讲座现场
讲座开始，周庆山教授指出传播不仅仅是广播电视、网络娱乐、大众传媒等文娱传播领域，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由此引出本次讲座的核心观点：传播并非仅是单一媒介领域，而是贯穿个体认知、社会认知、现实建构的底层机制，与每个人、每个学科领域都息息相关。无论是普通人对陌生地域、未知事物的印象，还是学者对历史事件、社会现象的解读，亦或是公众的社会态度、行为选择，本质上都是传播持续建构的结果。传播对每个人的影响在于认知建构，具体而言，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定义现实、如何形成个人观点与社会态度，不是完全依靠亲身实践，我们绝大部分认知都是依托各类信息、符号互动、媒介框架逐步形成的，这一建构过程贯穿人的一生，是动态、持续且无处不在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传播认知建构及其塑造作用，周庆山教授引入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图式核心理论，此理论认为认知图式是人类大脑先天具备且后天持续迭代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框架，是个体看待、解读、组织外界事物的固有逻辑体系。周教授指出，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存在专属的认知图式，这套框架会主动对现实世界的各类信息进行筛选、解读、归类与整合，帮助我们形成对事物的基础认知。认知图式的形成包含双重维度：一是先天积淀的思维基础，是人类认知的底层本能；二是后天动态建构的内容，也是传播发挥作用的核心场景。个体通过持续学习、接收媒介信息、参与社会互动，不断更新、修正、完善自身的认知图式。
为让听众直观理解认知图式的概念，周教授以“大众对陌生地域的认知”为例展开讲解。以西藏为例，绝大多数未亲身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标签与认知，这些固有印象并非来自亲身体验，而是源于电视、网络、社交媒体、书籍文本等各类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针对这一现象，周教授引入学者李普曼的刻板印象概念。大众脑海中对陌生地域、陌生群体、未知事物的固有图像与固定认知，本质就是认知图式的具象化表现。而这些非亲身实践形成的认知，全部由媒介传播、信息互动建构而成，充分说明了传播对个体认知的塑造作用。
基于认知图式理论，周教授系统讲解了传播建构的四个层次，分别为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层层递进，阐释了传播塑造印象的线路。
第一层：认知效果。这是传播最基础、最核心的效果。个体通过接触互联网、社交媒体、电视、书籍、短视频等各类媒介信息，搭建起对世界、事物、社会的基础认知框架，填充自身的认知图式。我们对陌生国家、历史事件、社会现象的基础了解，全部源于媒介传播的信息输入，是所有后续效果的前提。
第二层：情感效果。在基础认知的之上，传播会进一步唤醒个体的情感倾向。个体在接收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会伴随信息内容产生喜爱、排斥、认同、抵触、好奇、淡漠等各类情绪，形成对特定事物的情感底色，让纯粹的认知信息转化为带有温度的主观感受。
第三层：态度效果。情感持续积累后，会固化为稳定的主观态度与观点立场。周教授以国际传播研究为例，大众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观感与评价，本质就是传播塑造的稳定态度；再如社会公共事件、政党竞选、公共舆论中，大众形成的支持、反对、中立等立场，均是长期接收差异化传播信息后形成的态度成果。态度是认知的固化形态，也是连接认知与行为的关键桥梁。
第四层：行为效果。这是传播最落地、最具现实影响力的终极效果，也是认知建构的最终外化形式。最典型的表现为商业消费行为，各类广告传播通过持续输出产品信息、价值理念，塑造大众消费认知，激发购买行为；除此之外，媒介传播还会深刻影响社会行为，学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媒介中的暴力、正能量、消极内容，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选择，引发模仿、规避、攻击、向善等各类行为变化。
综上，传播的效果是一个从认知输入—情感唤醒—态度固化—行为外化的完整动态链路，全方位、深层次地建构着个体的认知体系与社会的整体现实形态。
（一）阐释学：认知的本质是“主动阐释”
在梳理传播效果的基础上，周庆山教授引入了阐释学理论，明确了认知建构的核心本质，即个体对信息的接收与解读绝非被动接纳，而是主动阐释、主动建构的过程。
传统传播认知认为，受众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传播者输出什么，受众就会接收什么。但阐释学理论明确提出，不存在纯粹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所有个体在接触信息时，都会依托自身已有的认知图式、知识储备、生活经验、思维认知，对信息进行主动分析、解读、重构，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专属认知。由此可得出核心结论：人类感知的世界并非纯粹客观的镜面现实，而是经过符号传播、社会互动、权力制约共同建构的意义世界。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绝对客观的现实，所有的社会认知、现实认知，都是主体阐释与外部传播共同作用的结果，具备极强的主观性与建构性。
周教授重点解读了阐释学核心概念“视域融合”，个体在接触新信息、新文本、新内容之前，早已形成了先验的认知结构、思维预期与价值判断，这就是个体的“原有视域”；当个体接收外部传播信息时，会将自身原有认知与外部信息相互融合、碰撞、博弈，最终完成意义重构，形成新的认知视域。
基于霍尔的阐释理论，周教授介绍了受众接收信息的三种核心模式，进一步印证认知建构的主体性：第一，同向式解读，受众完全贴合传播者的文本意义，接纳并认同传播传递的核心观点；第二，协商式解读，受众部分认同文本意义，同时结合自身认知做出部分修正与调整；第三，对抗式解读，受众完全不认同传播文本的意义，结合自身立场做出反向解读与反驳。三种模式充分说明，意义从来不是单向传递的，而是双向互动、主动建构的结果。
结合阐释学理论，周教授总结了传播认知建构的三大本质特征，深刻揭示了现实建构的底层规律。第一，阐释的主体性：阐释者的文化背景、价值立场、生活经验、认知框架等直接决定了阐释结果；同一事件，不同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对“公平”的阐释，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标准。第二，阐释的互动性：意义并非个体孤立阐释的结果，而是在人与人的传播互动、社会传播与人际互动中，通过协商、碰撞、共识，逐步形成的共享意义。第三，阐释的历史性：阐释会受到时代语境、社会规范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符号的阐释会存在明显差异。
周庆山教授主讲
（二）符号互动论
为进一步解释社会认知与现实的建构机制，周教授详细解读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围绕心灵、自我、意义、社会四大核心概念，构建了完整的认知建构体系，清晰阐释了人类社会如何通过符号互动完成认知与现实的建构。
一是心灵：人类具有运用象征性符号的能力，并借此赋予其特定意义。人类行为基于对事物赋予的主观意义，而非事物本身；人们对事物、情境、他人的行为，都建立在主观赋予的意义之上。
二是自我：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通过他人态度与评价形成，即社会互动塑造个体身份认知。个体通过互动形成自我认知，在互动中不断解释、调整意义，并据此行动；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客体；与所有社会性客体一样，自我是通过与他人进行社会性互动得到定义的。
三是意义：意义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而非事物固有。意义是在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创建和维持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在互动中被协商、建构和修改。
四是社会：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互动，人是通过对符号的解释、赋予意义，来进行社会互动与建构现实的。社会与社会结构是持续符号互动的结果，处于动态建构中。社会秩序与现实也在持续的符号互动中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世界是由社会性客体组成的，这些事物都获得一定的命名和意义，而这些意义是由社会决定的。
（三）现实的社会建构模式
在符号互动论的基础上，周教授进一步阐释了现实的社会建构模式。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这本书中，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深入探究了社会现实如何在人们日常互动、知识传播与群体观念塑造中逐步搭建而成。世界不是客观的镜像，而是人类共同生产出来的文本。社会现实并非某种先验给定、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个体间日常互动与持续的话语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界定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周教授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为例，解释了外在化、客观化、内在化——这三股循环往复的洪流，把微观行动锻造成宏观秩序。具体来说，外在化指个体在劳动、交往中把主观意图投射到外部世界，工具、语言、制度由此诞生；客观化指随着一代代人接力使用，工具被遗忘其创造者，规则获得独立于人的强制力，仿佛天生如此；内在化指个体通过社会化把客观规则内化为思维习惯与自我认同，社会现实遂完成闭环。正是在这一闭环里，结构既被人类创造，又反过来塑造人类自身；既稳定又可被重新书写。
由此，周教授解释了“现实”这一词语，实际上等同于“共识幻象”。按照建构论的拆解，所谓“事实”不过是社会互动的副产品。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真理不是发现，而是权力话语的产物：精神病、监狱、性别、疾病等概念在知识-权力结构里被命名、归类、治理。谁定义现实，谁就掌握政治筹码。
（四）布迪厄：符号即权力——认知支配的隐形逻辑
进一步，周教授说明了布迪厄关于符号即权力的观点。布迪厄揭示了文化资本（特别是语言能力）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拥有优势文化资本的精英阶层子女更容易获得教育成功，而教育系统通过考试、文凭等工具使这种不平等合法化。符号不仅是意义的载体，更是权力的载体；掌握符号话语权、阐释权的主体、会通过符号暴力，将自身的价值观、意义标准，伪装成普遍共识，实现对他人认知的支配。符号资本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指个体或群体拥有的符号资源（如语言、学历、头衔、社会地位、审美标准等），这种资本能赋予主体阐释权。
这种权力会带来符号暴力，周教授说明了符号暴力的运作机制并非显性的强制，而是隐形的“认知压迫”：通过命名、分类、定义等方式，将特定的意义、价值观强加给他人，让被支配者“主动接受”这种支配，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被支配，如主流审美定义“美”的标准，让个体不自觉地遵循这一标准。而传播中的符号暴力指在大众传播中，媒体、权威机构等掌握符号资本的主体，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建构，将自身的立场、价值观转化为“主流叙事”，引导公众的认知，实现符号支配，如媒体定义“成功”的标准，影响公众的人生选择。
在下一部分，周教授重点讲授了媒介逻辑，即中介化与拟态环境的形成机制。在现代社会，符号互动、意义阐释主要通过媒介完成，媒介作为认知的中介，不仅传递信息，更筛选、重构、形塑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核心体现为“深度媒介化”和“拟态环境”两大逻辑。周教授以西贝餐厅预制菜事件为例，指出该事件是媒介化社会中，意见领袖引爆、平台算法放大、公众情绪裹挟、企业应对失当共同作用的典型案例，完整展现了媒介化对商业、舆论、行业规则的深度重构。
（一）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媒介形态决定认知方式
周教授介绍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具体而言，媒介的核心价值，并非传递的“内容”，即讯息，而是媒介“自身的形态”。不同的媒介形态，会重塑人类的感知结构、认知方式、时空观念。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认知秩序。媒介是“人类感知的延伸”：每一种媒介都是人类某一种感知器官的延伸（电视是视觉+听觉的延伸），延伸的同时，也会“放大”某一种感知，“弱化”其他感知，进而改变认知结构。“媒介即讯息”的核心内涵：媒介形态的变革，比媒介传递的内容更具影响力。例如，印刷媒介的出现，让人类从“口语传播”进入“文字传播”，培养了理性、逻辑、独立思考的认知能力；电子媒介（电视、手机）的出现，让人类进入“视觉化传播”，认知更注重直观、碎片化、情感化。媒介对认知的隐形影响：媒介不仅传递信息，更构建了“认知环境”。我们习惯用媒介提供的感知方式去理解世界，甚至意识不到媒介对认知的塑造。如现代人依赖手机获取信息，形成“碎片化认知”，难以进行深度思考。
随后周教授讲解了深度媒介化理论，此理论是尼尔·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数字时代的媒介不再是社会的“附加物”，而是渗透并重构所有社会领域的基础设施，现实的建构不再主要依赖面对面互动，而是通过媒介、并在媒介之中完成。现代认知的核心特征是“深度媒介化”，媒介成为我们感知、理解和行动的“默认环境”，塑造着社会的时空结构、信息秩序与权力关系，进而建构中介化现实。
（二）李普曼：拟态环境——活在“媒介建构的世界”中
在这部分，周教授重点阐释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观点。美国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李普曼认为，人类无法直接接触客观现实，只能依赖传播中介（媒体、网络等）提供的符号信息，构建一个被简化、筛选、重组的“拟态环境”，也称为“虚拟环境”。我们的行为，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是个人在他或她头脑中所创造的图画，人们对“外部世界景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要新闻媒体的描述。
拟态环境的本质是对现实的模拟与重构，而非现实的复制：中介会根据自身的需求、立场，对客观现实进行“简化（提炼核心信息）、筛选（保留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重组（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为完整叙事）”，形成拟态环境。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简化性和倾向性。简化性指客观现实复杂多样，拟态环境会简化现实，提炼出核心信息，如媒体报道某一事件，只会报道关键情节，不会呈现所有细节。倾向性指拟态环境会带有中介的立场、情感倾向，引导公众的认知，如某媒体偏向某一群体，会在报道中强化该群体的正面信息，弱化负面信息。拟态环境也会对认知产生影响：公众往往会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现实”，并根据拟态环境做出行为选择。这种误认，正是媒介塑造认知的核心逻辑。
为具象化体现拟态环境的现实影响，周教授以西贝舆情危机事件为例展开分析：西贝作为知名连锁餐饮品牌，在无重大实质性经营问题的情况下，因舆论发酵、算法流量推送、媒介集中叙事，短短一个月内关闭102家门店，亏损超6亿元。在传统非媒介化时代，单一舆论争议无法对实体企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在深度媒介化社会，媒介与算法主导公众认知，公众依据媒介建构的负面认知做出消费规避行为，最终引发企业品牌危机。这一案例充分证明，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已经能够直接改写商业现实、社会现实。
在下一部分，周教授讲授了认知机制，即传播对注意力与判断的塑造路径。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通过特定的认知机制，影响公众的注意力分配与判断选择，人类的认知特性（认知捷径、动机倾向），为传播塑造认知提供了“心理基础”。人类认知资源（注意力、工作记忆、加工能力）极度有限，大脑遵循“最小努力原则”，核心机制是优先依赖启发式、刻板印象、直觉、经验法则等低耗能捷径，而非系统、理性、费力的分析式加工。
（一）认知吝啬理论与启发式判断
周教授首先指出认知的心理基础，即人类是“认知吝啬鬼”，随后介绍了认知吝啬理论。认知吝啬理论（Cognitive Miser Theory）是苏珊·菲斯克（Susan T. Fiske）与雪莱·泰勒（Shelley E. Taylor）提出的观点：人类信息加工能力有限，因而会尽可能采取“认知捷径”（启发式判断）完成判断与决策，而非进行复杂、理性的分析。这种认识特性，让传播能够快速影响公众认知。
（二）议程设置理论
周教授结合经典传播理论，拆解了媒介主导公众认知、塑造社会现实的两大核心机制：议程设置与媒介框架，精准揭示媒介认知权力的运作逻辑。
议程设置理论点明了媒介决定大众“想什么、关注什么”。大众的认知注意力是有限的，存在天然的认知吝啬效应，倾向于规避复杂的信息加工，依赖简便的启发式判断认知世界。而媒介通过调整报道量、曝光度、推送权重，筛选社会议题、放大部分事件、掩盖部分事实，直接分配公众的注意力。媒介重点报道、高频推送的内容，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媒介弱化、忽略的内容，会彻底淡出公众认知。简言之，大众的认知热点，从来不是社会最重要的现实，而是媒介刻意放大的现实。周教授以孙志刚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为例，媒介的集中议程设置，推动公共舆情发酵，最终倒逼社会政策调整、公共治理优化，充分体现了议程设置对社会现实的重塑能力。
之后，周教授介绍解释了框架理论。叙事框架会塑造公众现实认知，而框架理论在于意义的建构，涉及到影响新闻建构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公众现实认知机制的背后是框架的运作。框架是组织信息、阐释世界的认知结构。媒介通过框架建构，将碎片化信息整合为完整叙事，进而塑造公众认知。而媒介就通过定制叙事框架、选用特定词汇、渲染对应情绪、筛选片面案例，为公众预设认知立场与判断维度。同一客观事件，通过不同的媒介框架叙事，会塑造出完全对立的公众认知。周教授以香港回归降雨事件经典对比案例解读：香港回归当日天降大雨，是纯粹的客观自然现象；拥护回归的媒体以“天降暴雨，洗刷百年耻辱”为叙事框架，赋予事件家国情怀、民族新生的正向意义；亲英媒体则以“天公垂泪送别港督”为框架，渲染悲情、怀旧的反向情绪。同一客观事实，不同的媒介框架，建构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认知，直观印证了框架叙事的强大塑造力。
（一）戈夫曼：框架——理解世界的“认知窗户”
周教授还介绍了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的观点。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是的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框架决定了我们“遇到说明、如何理解、如何判断”，同一事实，不同的框架会建构出完全对立的认知现实。框架的本质是一套阐释规则，由个体的认知、经验、价值观、社会规范共同构成，帮助个体快速理解复杂的信息，简化认知过程。没有框架，个体无法应对海量、复杂的信息，会陷入认知混乱。为了更好理解上述观点，周教授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为例，指出大众对三国历史的认知大多源于《三国演义》的媒介框架，而非正史客观事实，这充分证明了媒介框架能够彻底重构历史认知、固化集体记忆。
（二）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从个体认知到社会共识
在解释了框架理论后，周教授又介绍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提出的“社会表征”概念。社会表征是社会群体共享的认知体系，是个体认知通过传播互动，逐步转化为集体常识、集体象征、集体共识的产物；传播是连接个体认知与社会共识的核心桥梁，实现认知的社会化。社会表征不是个体孤立的认知，而是某一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共享意义体系，包括常识、信念、价值观、象征符号等。
传播在社会表征形成中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传递个体认知，即将个体的认知传递给他人，扩大认知的影响力；促进认知协商，即通过互动，让不同的个体认知相互碰撞、协商，形成共享意义；强化共识，即通过长期、重复的传播，将共享认知强化为社会表征，成为群体的“集体记忆”。
随后，周教授又介绍了“记忆之场”的概念和文化记忆理论。“记忆之场”的概念由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他指出，前现代社会主要依靠自发形成的记忆环境来维系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连续性，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瓦解了这种传统的记忆生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被精心建构和制度化的记忆之场：档案馆、纪念碑、历史教科书、博物馆等物质或符号载体。这些由国家主导的记忆之场将流动的、主观的记忆进行客体化、空间化与标准化处理。从话语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高度依赖国家权力对符号能指链的垄断性建构与阐释，正是通过话语的不断建构，才得以将特定的记忆框架“自然化”为普遍接受的共识。文化记忆理论由阿斯曼夫妇共同发展，此理论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记忆模态：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与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前者依托同时在世的几代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和日常互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相对短暂的时间跨度，也因此成为“‘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它建构出一种“来自底层的历史”；后者则通过文本经典化、仪式程式化、图像象征化等制度化实践得以形成和维系，构建起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结构，但它“关注的（只）是过去的某些焦点”。在此基础上，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进一步提出了存储记忆（stored memory）与功能记忆（functional memory）之间的辩证关系。她指出，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痕迹（存储记忆），但这些沉睡的资料只有通过特定的策展叙事、学术研究、公共纪念、教育传播等积极的话语事件，才能被重新激活、赋予意义，转化为能够塑造当下社会认同、影响现实行动的功能记忆。例如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记忆在战后社会的演变，正是历经了数十年在学术、政治、文化及教育等领域多元且广泛的话语实践，包括历史重述、档案展演、幸存者证言、纪念仪式、文艺再现及学术讨论等多种形式——那些曾经相对潜隐的记忆要素，才逐步被激活并重塑为一种具有强大全球影响力和现实指涉性的功能记忆。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上述理论和概念，周教授以电影《肯尼迪》为例，说明了影片叙事如何从“电影虚构”变为公共常识、集体记忆、共识历史。
（三）格伯纳：培养理论——长期涵化，塑造主流认知
在讲解《肯尼迪》这部影片的基础上，周教授引入格伯纳的培养理论，阐释了媒介长期、隐蔽、累积性的认知塑造作用。媒介对认知的建构不仅是即时性的舆论引导，更是长期、潜移默化的三观塑造，持续培养大众的世界观、价值观与社会认知，最终形成同质化的社会认知范式。周教授还总结了涵化过程的三大特征，即长期性、隐蔽性和主流化。
培养理论最典型的负面体现是历史叙事扭曲，周教授以抗战神剧、清宫剧为例展开分析：部分抗战神剧秉持“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日伪白痴化”的叙事逻辑，通过夸张、虚构、片面的剧情，简化残酷的抗战历史，建构“抗战轻松取胜、敌人不堪一击”的虚假认知。长期观看此类内容的受众，会逐步淡化战争的残酷性、先烈的牺牲价值，形成廉价的民族自豪感，扭曲真实的历史认知。而脱离史实的清宫剧泛滥，也让大众对古代历史、封建制度、历史人物形成大量错误的刻板认知。
在最后一部分，周教授重点讲授了算法时代的认知建构新形态。在文化领域，算法传播表现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经由智能媒体，依靠算法技术驱动的传播，其对象、内容与效果均被纳入可计算性框架。算法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价值判断架构实现供需双方价值关系的连接匹配的技术逻辑，算法常被视为客观、中立的工具，但本质上，算法内置了开发者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与筛选规则，会自动完成议程设置、内容筛选与框架强化，形成个性化的认知茧房，隐蔽地塑造公众认知。算法框架是算法内置的“筛选与排序规则”，由开发者根据平台利益、用户偏好、社会规范等因素设定，决定“哪些信息被推送、哪些信息被隐藏、信息以何种顺序呈现”，本质上是一种“自动化的框架建构工具”。公众往往认为算法是客观的，只推送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但忽略了算法的价值嵌入，算法的筛选规则、权重分配，都隐含着开发者的立场。算法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影响了人们对事物重要性的判断与排序。
进一步，周教授指出了算法框架的运作机制。第一步为数据采集：算法通过采集用户的浏览记录、点赞、评论、停留时间等数据，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认知倾向。第二步为个性化推送：算法传播通过精准的内容适配机制，逐步构建起受众的认知闭环。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推送持续强化特定审美取向，虚拟社群的同质化交互则不断确证既定的价值判断，二者协同作用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第三步为框架强化：算法通过高频推送、优先呈现，强化特定的内容框架，潜移默化影响用户认知。周教授提到，算法不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主动建构现实、定义事实、生产认知秩序”的核心主体。通过数据加工、内容生成、个性化推送，建构出“算法化现实”，用户的认知不再基于客观现实，而是基于算法生产的现实。计算建构主义的核心逻辑为，算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加工，将碎片化的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内容，定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合理的，进而生产出用户感知到的现实，这种现实是“算法计算出来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针对当下热门的AI，周教授指出，AI算法操控下会导致多种传播认知异化，例如信息过滤气泡与认知茧房、AIGC批量伪造导致拟态环境失真、算法框架绑架、AI权威错觉、算法情绪驯化导致群体极化和碎片化认知异化等。当人工智能一边不断地生成文本内容，一边又以超人类的速度和规模传播内容时，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息洪流。在这种环境之下，人类注意力将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而注意力分配的方式又深刻影响着意义生成和传播的过程。当注意力被海量碎片化信息分散时，深度思考、持续关注和系统反思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状态可能导致人类思维能力的退化，使我们更难抵抗人工智能带来的意义同质化趋势。如果不加以干预，人类可能最终成为“被喂养的人”，被动消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从而彻底失去主动创造意义的能力。
最后，周教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
1.认知与现实是传播建构的产物：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通过符号、互动、媒介和权力共同塑造的意义世界。
2.符号与框架是认知的核心结构：符号互动和框架理论揭示了意义生成和理解的基本机制。
3.权力贯穿于传播的全过程：从符号权力到媒介议程设置，权力通过传播塑造着我们的认知秩序。
4.算法时代的认知塑造更隐蔽、更高效：算法通过自动化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认知，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5.理性认知的关键在于批判性反思：学会识别传播中的建构、框架和权力，是保持独立思考的前提。
整场讲座打破了学科壁垒，以扎实的理论、通俗的案例、清晰的逻辑，重构了大众对传播的认知，深刻揭示了“传播塑造认知，认知建构现实”的底层社会规律，为在场师生理解媒介化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思维启发。
宋殷研究员与周庆山教授进行交流
本文已经周庆山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欧阳锌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