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晚，讲座“石雕研究的未来：英格兰早期中世纪石雕集成五十年与新方向”在北京大学红五楼5211举行。讲座由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Sarah Jane Semple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秦岭主持。Semple 教授长期在杜伦大学考古学系任教，是英国早期中世纪考古、景观考古和石雕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之一。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早期中世纪英格兰与北海世界的景观考古、王权与宗教空间、葬俗与纪念性景观，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石雕与物质文化研究。本次讲座以英格兰中世纪早期石雕为主要材料，介绍石雕资料的系统整理与数字化研究方法，并讨论如何从石雕的制作、分布与再利用出发，理解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身份表达与纪念活动。

一、早期中世纪石雕如何兴起

讲座伊始，Semple教授从罗马统治留下的物质遗产谈起，梳理了不列颠石造建筑与石雕传统的变化。罗马时期的堡垒、桥梁、建筑及丧葬纪念物，曾使部分地区形成密集的石质建筑景观。然而，随着罗马统治结束，许多建筑逐渐被废弃，用于建筑装饰和纪念活动的石材加工也出现了约两个世纪的中断。当地人仍生活在罗马遗迹之间，却较少继续制作同类石雕。这并不意味着手工业整体衰落，木材、金属及其他材料的加工仍在延续，而是石材在建筑和艺术表达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约公元700年前后，伴随基督教传播及修道院的发展，英格兰重新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石造建筑和雕刻活动。Semple教授以英格兰东北部的威尔茅斯和贾罗等修道院为例，介绍了建筑构件上的人物、动物及植物卷草装饰。这些作品在石雕传统重新兴起的早期便展现出较高的技术水平，提示其背后可能存在成熟工匠及加工知识的传入。石雕与手抄本制作、贵金属加工等活动，共同构成了早期基督教团体的艺术生产。

这一时期的石雕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独立式石十字架、墓盖石与墓葬标记，以及圣龛和礼仪设施。其中，对死者的纪念与代祷是推动石雕制作的重要需求。独立式石十字架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形制创新，需要联系不列颠本地宗教团体的活动加以理解，不能简单视为对欧洲大陆既有样式的复制。公元800年以后，世俗赞助与生产逐渐增加，石雕也成为更多人表达身份和纪念死者的方式。

随后，Semple教授将英格兰材料与不列颠其他地区及爱尔兰的石刻进行比较。苏格兰的皮克特符号石以动物及各类符号构成独特的视觉体系，其具体含义仍有争议，部分研究将其与谱系、家族身份及领地表达联系起来。威尔士等地的拉丁文铭文石，则多涉及个人纪念、亲属关系与安葬信息。这些材料的形式各不相同，却都提示人们开始通过石质纪念物表达社会关系，并在景观中留下持久标记。

石雕装饰主要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和抽象交织纹，不同要素常被组合在同一作品上。部分图案与手抄本、象牙器及织物相近，说明艺术形式能够通过便携物品的流通而传播。研究者也借助这些相似性判断石雕年代。不过，这种方法主要提供相对年代，不能仅凭纹样接近，就认定作品具有相同的制作时间或来源。

图一 Ruthwell Cross 卢斯维尔十字架

抹大拉的玛利亚为耶稣洗脚并用头发擦拭 700s CE 早期

（图源：Wikimedia Commons，授权：CC BY-SA 3.0）

二、石雕总录项目的建立

Semple教授回顾了早期中世纪石雕被发现和认识的过程。早期研究者曾将一些作品误认为罗马时期或较晚中世纪的遗存，对所谓“黑暗时代”的成见，也妨碍了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的艺术生产。随着古物调查、旅行记录和图像绘制不断积累，相关材料才逐步得到辨识。

19世纪的教堂修缮使大量被砌入墙体的雕刻残件重新显露。这些发现推动了石雕的收集、保存和研究，也表明许多早期作品曾被拆解，用于后来的建筑。但当时的研究仍以个别作品和地方材料为主，缺少能够覆盖全国的完整记录。

在此基础上，罗斯玛丽·克兰普（Rosemary Cramp）推动建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石雕总录 》项目（Corpus of Anglo-Saxon Stone Sculpture, CASSS）。项目于1972年获得英国学术院的正式认可，目前由Sarah Semple教授主持，计划于2027年出版最后一卷，前后历时55年。团队系统调查了英格兰各地的石雕及残件，积累了约7300件材料和一万余幅图像，为跨地区研究建立了共同基础。

为了使不同研究者的记录能够相互比较，项目制定了统一规范，详细描述纪念物的形制、雕刻技法和装饰，同时记录尺寸、石材类型、发现地点及相关背景。研究工作不仅包括实地调查和摄影，也包括查阅地方文献与未出版档案，追踪作品的发现和保存历史。

Semple教授指出，这套规范虽然较为严格，却使跨越数十年完成的资料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今天，研究者能够将不同地区的数据汇集起来，分析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与变化，正是得益于早期持续而细致的记录。资料集成的意义，也由保存和出版材料，进一步扩展到支持新的研究问题。

三、石雕的生产制作

围绕石雕生产，Semple教授重点讨论了石材来源、加工与运输，以及赞助者和工匠之间的关系。现存文字材料几乎没有详细记载雕刻者，即使作品上留有姓名，也未必能够区分其属于工匠、赞助者还是被纪念者。以往研究常根据形制和纹饰的相似性划分“作坊”或“制作流派”，但这些分类仍需要其他证据支持。

石材分析首先揭示了罗马建筑材料的广泛再利用。约公元700至800年间，许多石雕取材于被拆取的罗马石构件。祭坛、柱材和门框石经过重新加工，成为教堂装饰或墓葬纪念物。关于修道院创建者从高卢邀请石匠，以“罗马方式”建造建筑的记载，也为理解技术和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线索。

这种再利用有实际便利：罗马遗址能够提供大量已经开采和初步加工的石料。但Semple教授认为，它也可能包含象征意义。通过使用罗马建筑的材料，新兴基督教团体或许在借用罗马传统及其权威。因此，石材选择需要同时从资源获取和文化表达两方面考察。

全国性资料还显示，一些优质石材的流通范围远超产地周边。例如，使用巴斯石灰岩制作的石雕，有些出现在距离原料来源地数百英里的地方。这促使研究者进一步追问：材料来自旧建筑，还是重新开采的石料？谁控制原料，又由谁承担运输和制作成本？

英格兰东北部的一组石十字架，为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具体案例。作品共享三角结饰、垂饰和龙形兽纹等装饰，并使用相同地层的石材。结合形制、纹样和石料比较，研究者能够缩小其制作年代范围，再将其分布与河流运输、政治中心和庄园联系起来。相近的装饰未必只意味着同一作坊，也可能反映赞助者、石匠及成品之间的流动。

约公元950至1050年，巴纳克采石场相关材料显示出更大规模的生产。数量较多、形式相近的墓盖石与十字架，可能在采石场取材并完成部分装饰，再运往不同地点。世俗精英对丧葬纪念物的需求，推动了采石、加工和供应的发展。石雕由此也成为认识资源控制、工艺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材料。

四、石雕如何参与景观

在讨论使用方式时，Semple教授以独立式石十字架为重点，说明纪念物需要放回具体空间中理解。部分十字架仍位于开放景观中，其形制和装饰本就为户外观看而设计。对这些作品的位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与高处、道路交会处及边界之间存在联系。

比尤卡斯尔十字架上雕刻有人物、动物、植物卷草及日晷。其中一名手持猎鹰的人物，可能与赞助者有关。植物纹样和日晷也提示，纪念物的观看与季节更替、时间流逝及周围环境相联系。它既能从远处被看见，也需要观者走近辨认图像和文字。

结合文献与地图，研究者发现石雕还可能用于标识边界和道路，或与集会、宣誓及地方行政活动有关。因此，不能把所有户外十字架都归为同一种功能。它们既是宗教形象，也可能是人们移动、聚集和辨认地方的重要参照。

全国性分布资料显示，石十字架的增长并非各地同步发生。有些地点不断增设纪念物，另一些地区则在较晚阶段才出现集中投入。这些差异可能与政治控制、宗教联系及地方社会的选择有关。大量十字架残件又来自教堂和墓地，表明丧葬纪念同样是其重要用途。

Semple教授提醒，今天的发现地点并不一定等于最初的设置地点。搬运、拆解和建筑再利用，都可能改变材料的分布。研究者需要结合发现记录与周围遗迹，区分原有的纪念景观和后来的变化。

图二 比尤卡索十字架Bewcastle Cross

高达4.5米，十字架顶部已经缺失，现存石柱布满精美浮雕，其中包括人物场景——如手持隼的人（可能是主保圣人？）与繁复的果实植物卷须，以及栖息其中的动物群像，还有一个日晷。这些元素与四季更迭及时间概念相联系。该纪念碑作为一件户外独立雕刻作品而设计并完成。

（图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五、石雕的毁坏与再利用

石雕的历史并不止于制作和最初使用。Semple教授从“物的生命史”出发，讨论作品如何经历搬移、破坏、重刻和重新收藏。整个资料库中，完整纪念物所占比例不到3%，大部分作品以残件形式保存。这些破损和再利用痕迹，本身也是理解历史的重要证据。

全国性评估显示，许多十字架残件被砌入教堂建筑，尤其常见于诺曼征服后的建筑中。一些墓葬标记和十字架被拆解，转变为新建筑的材料。Semple教授提出，这类行为不仅涉及石料利用，也可能与旧有身份和纪念秩序的改变有关。对墓碑的毁坏，还可能影响人们对旧精英及其家族的记忆。

宗教改革时期，一些纪念物再次遭到拆毁，之后又作为古物或园林装饰被收集和重建。例如，大阿什菲尔德的一座大型十字架原本刻有铭文，为旅行者或朝圣者提供指引，后来被推倒，最终重新安置于园林之中。另一些石雕则被改作过梁等日常建筑构件。

同一件作品在不同时期可能被崇敬、废弃，也可能重新受到珍视。通过记录发现地点和流转历史，研究者能够追踪这些变化，理解人们如何不断赋予石雕新的用途与意义。

图三 大阿什菲尔德(Great Ashfield)旧址附近的石十字架残件

（图源：Sarah Semple课件, 29页）

六、数字化与石雕研究的新方向

讲座最后，Semple教授介绍了资料集成的数字化转型。团队与考古数据服务机构合作，将文字记录和图像整理为开放获取资源，使研究者能够按石材、形制及其他条件检索，也能够在地图上查看分布。图像平台还支持将石雕与不同收藏中的手抄本及其他艺术品进行比较。

数字化需要重新检查原有记录，将描述中的信息转化为可检索、可比较的数据。例如，早期记录较重视形制和纹样，而新的研究还需要补充使用功能、考古背景、色彩和保存状况等内容。这项工作也涉及如何处理新增材料，以及如何让分类体系随研究发展而调整。

团队正在尝试运用机器学习和图像分析，检验既有的制作流派划分。初步研究提示，石雕之间的联系可能来自相互开放的工匠群体，以及赞助者、范本和成品构成的传播关系。相关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分辨率更高的三维模型有望提供更细致的比较依据。

颜料研究则改变了人们对石雕外观的认识。过去的资料主要采用黑白照片，容易使人将石雕理解为灰色、未经装饰的石质作品。对残留颜料的观察和检测发现，一些作品先施白色底层，再使用炭黑、红黄色铁氧化物以及绿色、蓝色颜料。这说明石雕原本可能色彩鲜明，需要与教堂中的织物、彩色玻璃和其他陈设一起理解。

在展示和保护方面，三维模型、数字展厅和色彩复原，可以帮助观众观看实物难以呈现的侧面，并理解作品原有的环境。许多残件仍分散保存在地方教堂，由当地人员照看。详细记录既能支持展示，也能帮助核查作品身份、追踪失窃材料和评估保存风险。

交流环节中，现场听众围绕分类体系、数据库更新、景观信息的结合及博物馆展示等问题展开讨论。Semple教授指出，长期项目需要设定阶段性完成目标，同时为后续修订留下空间。全国性资料的开放，也为跨地区、跨时代的石雕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