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20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Peter Bellwood应邀作题为“更新世的人类迁徙——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
一、东南亚早期人类的演化与其生计方式
地理环境是理解早期人类迁徙的重要基础。山地、高原、荒漠和海峡影响人群移动的方向与条件，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则不断改变海岸线、陆桥范围及生态环境。更新世冰期鼎盛时期，海平面曾降至比现今低约120米，巽他大陆架大面积出露，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通过陆地相连。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也曾连接为萨胡尔（Sahul）大陆。两者之间的华莱士（Wallacea）始终存在海洋阻隔，即使在海平面较低、更多岛屿出露的时期，人群也无法完全依靠陆路穿越这一区域。因此，东南亚早期人类的分布既与冰期陆桥有关，也涉及跨海迁徙的问题。
过去约100万年间，冰期鼎盛期大致以10万至12万年为间隔反复出现，气候通常逐渐转冷，随后较快回升至间冰期状态。陆桥随海平面下降而扩大，又随海平面上升而缩小或消失，岛屿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化。距今约1.5万年以来的快速回暖，进一步重塑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成为随后人群扩散及食物生产发展的重要背景。
图1 旧大陆早期古人类化石发现地点、考古遗址及可能的迁徙路线
爪哇是东南亚早期人类研究的重要地区。1891年，欧仁·杜布瓦（Eugène Dubois）在特里尼尔（Trinil）发现人类头盖骨，此后桑吉兰（Sangiran）等地陆续出土的化石，进一步丰富了爪哇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研究材料。桑吉兰遗址群位于爪哇中部，其地质结构是一处受到侵蚀的背斜，由海相、冲积和火山沉积构成，大多数古人类遗骸出自桑吉兰层和巴庞层。理解这些沉积及其形成过程，是确定化石年代和活动背景的基础。
与化石发现相联系的工具材料，也展现了早期人类的技术活动。桑吉兰和塞梅多（Semedo）发现了可能与直立人有关的石球、双面器等工具，部分工具以剑齿象象牙为原料。桑吉兰达尤（Dayu）地点约100万年前的地层中，还出土了燧石等原料制作的工作。这些材料为认识爪哇早期人类的原料利用和工具制作提供了依据，但不同工具与具体人群的关系，仍需结合各自的出土背景判断。
爪哇中部昂栋（Ngandong）于1932年发现的11件头骨，通常被称为“梭罗人”。与桑吉兰和特里尼尔的个体相比，这些头骨具有较大的脑容量。讲座将其年代介绍为约10万年前或更晚，并提出直立人可能在爪哇延续至智人（Homo sapiens）到来之时。爪哇材料由此不仅涉及早期人类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也关系到不同人群在当地长期延续及最终更替的问题。
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和吕宋人（Homo luzonensis）的发现，使东南亚岛屿古人类的多样性受到广泛关注。弗洛里斯人于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里斯岛布阿洞（Liang Bua）被发现，其中较完整的个体身高约1米，脑容量约420立方厘米。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卡加延河谷的卡劳洞穴（Callao Cave）则发现了体型可能也比较小的吕宋人遗骸。两处发现均位于存在长期海洋阻隔的岛屿，为讨论古人类的演化与岛屿生存提出了新的问题。
图2 弗洛里斯岛布亚洞遗址
这些体型较小的古人类究竟从何而来，目前仍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更新世早期直立人进入岛屿后，经过侏儒化形成的后裔；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追溯至更早的小体型、小脑容量人类支系，可能涉及晚期南方古猿或早期人属。弗洛里斯岛马塔孟格（Mata Menge）约70万年前的小型古人类化石，为追溯这一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不过，其与布阿洞弗洛里斯人的具体关系，以及不同岛屿人群是否具有相近的演化经历，仍需进一步研究。
石器记录表明，古人类在这些岛屿上的活动远早于目前发现的部分人类化石。弗洛里斯岛沃洛塞格（Wolo Sege）发现了超过100万年的石器，马塔孟格也出土了以小型砾石和石片为坯料的工具；吕宋岛卡林加（Kalinga）遗址的石器则可追溯至约70万年前。这些发现说明，东南亚部分岛屿很早就已有人类活动，但仅凭石器，还难以确定其制作者属于哪一种古人类。
弗洛里斯人的食物获取方式同样引人关注。岛上曾生活着剑齿象和科莫多巨蜥等大型动物，布亚洞部分剑齿象骨骼上同时存在石器切割痕和巨蜥咬痕，表明古人类与巨蜥都曾利用这些动物。但这些痕迹尚不能确定古人类主动猎杀了剑齿象，还是取食了巨蜥猎杀后留下的尸体。相关遗存中未报告明确的用火和赭石证据，也未发现投射武器尖状器。讲座据此讨论了生食剑齿象肉的可能性，但其食物处理方式、狩猎能力及与大型捕食动物的关系，仍有待更多材料说明。
吕宋岛卡劳洞穴没有发现剑齿象，却出土了犀牛、鹿、猪和牛科动物的骨骼，其中一些带有切割痕迹。这些材料展现了不同岛屿在动物资源和人类利用方式上的差异，也说明岛屿古人类的生存不能仅由体型或工具形式来解释，还需结合当地生态环境考察。
海洋阻隔使这些人群如何抵达岛屿成为另一项核心问题。弗洛里斯从未通过陆桥与巽他大陆相连，其早期居民的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跨越海峡。苏拉威西与弗洛里斯之间现已沉入海中的岛屿，是否曾为迁徙提供条件？弗洛里斯人的祖先是否可能经由苏拉威西而来？较小的身体是否有利于漂浮渡海？Bellwood教授将这些问题作为值得探索的方向，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定其迁徙路线与渡海方式。
二、智人的扩散与文化表现的多样性
来自非洲的智人群体约在距今6万至5万年抵达亚洲东部。智人的扩散是否必然伴随典型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出现，是理解这一过程的重要问题。石叶、细石叶、琢背石叶、雕刻器和双面尖状器等，在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较为突出，但中国南部、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的许多智人群体，并未采用同样的工具组合。
当地石器常以砾石或石片为主要制作材料，延续了较为简单的技术形式。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技术侧重的差异：一些组合更重视砾石工具，另一些则以石片工具为主，但两者均可包含不同比例的石核和石片工具。这种差异需要放在原料条件、资源利用及生活需求中理解，不能仅凭工具形式划定人群的行为能力。
寒冷环境下制作保暖衣物和营建住所的需求，可能促进了某些工具的发展。俄罗斯松吉尔（Sunghir）约3.2万年前的成年男性墓葬中，死者身上装饰着约3000颗猛犸象牙珠，原本应附着于现已消失的织物或兽皮之上，遗体还覆盖了红色赭石。与之相对，安达曼群岛的历史照片显示，热带地区的人群穿着较少。两组材料的比较，体现了不同气候条件下衣物及相关制作技术需求的差异。
洞穴艺术、身体装饰、赭石使用和跨海活动，则为认识当地智人的行为提供了石器之外的重要证据。苏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发现了丰富的岩画，其中穆纳岛梅坦杜诺洞穴（Liang Metanduno）的手印岩画，研究者根据覆盖手印的方解石铀系测年提出其年代至少可追溯至距今约6.78万年。岩画和装饰等材料说明，简单石器组合可以与丰富的文化表达并存。
新几内亚高地的材料进一步显示，典型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并非复杂技术活动的必要前提。当地后来发展出复杂的房屋建筑、本土农业和磨制石斧，却未采用这类石器组合。认识人类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需要考察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群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回应实际生活需求。
在简单石片和砾石工具广泛延续的同时，东南亚岛屿地区也零星出现了石叶、细石叶、琢背细石器和双面尖状器。南苏拉威西布卢贝图埃洞（Leang Bulu Bettue）第二阶段发现了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的石叶状石片；塔劳群岛图沃马内埃洞（Leang Tuwo Mane’e）出土了前陶器时期的石叶状石片和石核；康厄安岛阿尔查洞（Gua Arca）遗址则发现了燧石细石叶石核与细石叶。这些材料展现了区域内部石器技术的多样性。
部分器物还与较远地区的材料具有形态上的相似性。南苏拉威西托阿利安（Toalean）石器工业的琢背石片和细石器，可与澳大利亚南部、印度东部的相关材料进行比较；阿尔查洞的柳叶形双面尖状器、爪哇普农遗址（Punung）的双面尖状器，以及南苏拉威西的凹底、锯齿缘马罗斯（Maros）尖状器，也与日本本州绳纹时代中期的部分尖状器存在相似之处。
图3 东南亚及邻近地区部分石器的比较
（左上：南苏拉威西布卢贝图埃洞穴遗址第二阶段出土的石叶状石片，年代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右上：全新世南苏拉威西托阿利安石器工业与澳大利亚南部的琢背石片和细石器；左下：日本本州绳纹时代中期柳叶形尖状器；右下：印度尼西亚康厄安岛阿尔查洞遗址出土的燧石柳叶形双面尖状器，年代可能属于全新世早期）
这些相似性究竟是独立发展的结果，还是反映了区域间接触？讲座提出，某些工具类型的零星出现，可能为讨论日本、东南亚岛屿地区及澳大利亚之间的远距离联系提供线索。不过，部分材料的年代尚不明确，形态相似也不足以直接证明技术传播。要进一步厘清这些联系，仍需将器物比较与可靠年代、制作技术和具体考古背景结合起来。
三、澳大利亚的早期定居与后续文化变化
人类约在距今6万至5万年穿越华莱士海域，进入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即使在海平面较低的时期，人群仍需跨越最宽约90公里的海峡，因此应当使用了某种船只。迁徙者还需穿越赤道地区，经过以热带雨林为主的环境；末次冰期的巽他地区可能存在较为干燥的通道，为人群移动提供了不同条件。
穿越华莱士，也意味着进入新的动物地理区。欧亚大陆大型胎盘类哺乳动物的主要分布范围在此终止，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则以有袋类动物为特色。两地直至距今约8000年前仍通过陆地相连，早期居民的活动因而发生于一个范围广阔、生态环境多样的萨胡尔大陆。跨海到达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随后还需面对当地的资源条件，并形成相应的生活方式。
阿纳姆地的马杰德贝贝（Madjedbebe）岩厦，是讨论澳大利亚最初定居年代的重要遗址。发掘者依据沉积物的光释光测年，将最早人类活动推至距今约6.5万至5.3万年，并报告了遗址底部磨刃石斧的发现。讲座认为，这些磨刃石斧有力地支持了相关人群属于智人的解释，但其年代和地层关系仍存在争议。
图4 马杰德贝贝遗址出土磨刃石斧、带磨刃的石片及其它石器
质疑者提出，白蚁巢穴可能扰动遗址地层，使较晚的遗物进入较早的沉积。发掘者则指出，光释光测年结果保持了正确的先后顺序，测年样品本身未受到扰动。澳大利亚北部其他地点距今5万年以后的磨刃石斧残片，以及日本约3.7万年前、年代较可靠的同类材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参照。相关争议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明确遗物与沉积物之间的关系。
磨刃工具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直到距今约5000年以后才开始制作磨刃石斧，塔斯马尼亚则未制作或使用这类工具。印度尼西亚东部和美拉尼西亚西部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出现的磨制砗磲贝锛，又展现了利用不同原料制作刃部磨制工具的实践。工具的出现与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不能据此建立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单一发展序列。
除马杰德贝贝的磨刃石斧外，澳大利亚最早居民的石器面貌，与同时期东南亚和中国南部的材料较为相近，未呈现欧洲或亚洲非热带地区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这一现象与热带环境下较少需要保暖裁制衣物的解释相呼应。新南威尔士州西部蒙戈湖（Lake Mungo）约4.2万年前覆盖赭石的男性屈肢葬，则从墓葬和赭石使用的角度，补充了对早期居民文化活动的认识。
过去约5000年间，澳大利亚又经历了一系列语言和文化变化。帕马—恩永甘（Pama-Nyungan）语系语言从卡奔塔利亚湾附近向外扩散，但阿纳姆地、金伯利和塔斯马尼亚的语言不属于这一语系。亚洲犬也被带入澳大利亚，形成后来的澳洲野犬。讲座讨论了一种可能的传播方式，即拉皮塔（Lapita）人群约在3000年前经巴布亚东南部抵达约克角，并将犬带入当地。
琢背石器和细石器约在3000年前达到流行高峰，其与南苏拉威西材料的相似性，提示双方可能曾有过接触。不过，这类工具并未见于阿纳姆地、金伯利和塔斯马尼亚。语言、动物及石器的传播各有其时间和分布范围，共同呈现了澳大利亚史前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也为讨论其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提供了不同线索。
讲座最后将视野延伸至美洲，采用距今约1.6万至1.4万年的时间框架，讨论人类从东北亚经白令地区进入美洲的过程。末次冰期结束前后的气候回暖和冰盖消退，改变了北方地区的通行条件，成为人群进一步扩散的重要背景。
结语
从爪哇直立人的长期延续，到弗洛里斯人和吕宋人的岛屿生存，再到智人跨海进入萨胡尔并向更远地区扩散，东亚和东南亚的材料展现了更新世人类迁徙的多种形式。冰期陆桥为部分迁徙提供了通道，长期存在的海峡则使跨海能力成为进入某些岛屿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人群在不同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技术与文化传统，石器、岩画、装饰和墓葬等材料共同构成理解这一历程的依据。早期人类的演化关系、部分遗址的最初年代及远距离联系的具体过程，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