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21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Peter Bellwood应邀作题为“最早的农人（The First Farmers）”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秦岭主持。
一、早期农业扩散与世界人口、语言格局
“早期农业扩散假说”（Early Farming Dispersal Hypothesis）认为，旧大陆和新大陆若干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物质文化和食物生产经济，伴随着人口增长及外迁，农业人群进入原先主要由狩猎采集者居住的区域，形成了更广泛的农业经济区，农业人群所使用的语言分布范围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渐扩大。因此，农业人口的扩散是理解新石器时代以来世界人口、语言和文化大尺度格局形成的重要线索。
考察世界各地农业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尽管许多动植物在不同地区分别被驯化，但世界上确有一些区域对农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它们最早驯化了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以及牛、羊等家畜，这些动植物后来成为数以百万计人口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关键动植物最早被驯化的地区，往往成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如西亚、中国、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等。
图1 旧大陆早期农业区及与之相关的主要语系发源地
世界上许多主要语系的起源地也位于这些早期农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国语言学者杨思哲等人采用了以主成分分析为基础的“语言速度场”（language velocity field）统计方法，将印欧语系的起源点定位于安纳托利亚，将汉藏语系定位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分布区一带，将班图语支定位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地区，将阿拉瓦克语系定位于亚马逊西南部的马德拉河谷地区。这些结果与相关早期农业扩散区域之间表现出较好的对应关系。
图2 根据“语言速度场”推测的四个语系发源地及扩散路线，图中的彩色大圆点表示各语系的地理发源地
这些主要语系此后扩展至广阔的地理区域，其中许多直到今天仍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使用者，涵盖数百种乃至上千种语言。如此广泛的分布难以仅用语言借用或人群间的语言学习来解释，更可能与语言使用者的历史迁徙和扩张密切相关。
进入全新世后，随着系统性食物生产在不同地区逐步形成，若干早期农业人群扩散事件推动了主要语系的传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距今8500年以后，新石器时代人群从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向外扩散，与印欧语系和亚非语系的传播有关；距今4000年以后，养牛、种植粟类作物的人群从喀麦隆向非洲东南部扩散，推动了尼日尔—刚果语系班图语支的传播；距今4000—3500年，种植玉米的农耕人群从中美洲向美国西南部扩散，推动了犹他—阿兹特克语系的传播；距今5000—4000年，种植水稻和粟类作物的人群从中国中部向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大陆扩散，距今4000年以后又通过海路向太平洋地区扩散，与南亚语系、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传播有关。此后，历史时期的人口迁徙、语言替代和社会重组不断改变既有格局，但从长时段来看，当今世界的语系分布及部分人口分布特征，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农业人群扩散留下的历史影响。
二、全新世环境与食物生产的形成
食物生产最初如何出现，是理解早期农业扩散的基础。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世界上至少存在五个重要的农业起源中心：西亚的新月沃地、中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新几内亚内陆高地、美洲热带地区以及美国东部林地。这些地区的食物生产均由当地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步发展而来，表明农业在不同地区经历了相对独立的起源过程。
农业起源大多发生于全新世，即距今约1.2万年以来，这与末次冰期结束后的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末次盛冰期全球气候总体寒冷干燥，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被巨大冰盖覆盖。冰期结束后，气温回升、海平面上升，沿海生态环境随之发生变化，近海资源为人群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东南亚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大型贝丘遗址，反映了人群对海洋及沿岸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河流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为作物栽培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土地条件，有利于食物生产的发展。冰盖消退和严寒环境的缓解，也改变了部分地区的通行条件，为人群进入美洲创造了条件。总体而言，冰期结束后的气候转暖、海平面变化及生态环境重组，构成了全新世食物生产兴起的重要背景。
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动植物驯化是一个重要环节。植物驯化是指人类在长期栽培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某些性状，使植物的遗传特征逐渐发生改变。以谷物为例，野生类型成熟后籽粒容易自然脱落，不利于收获。经过长期栽培和选择，一些谷物逐渐形成非易落粒性，籽粒成熟后仍留在穗上；籽粒产量、休眠性以及对光周期和季节条件的响应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性状变化影响了作物的收获、利用和种植方式。动物驯化则涉及行为、体型等性状的变化，使部分动物更易于管理和饲养，并能够持续提供肉、奶等产品。作物与家畜的驯化及生产体系的逐步成熟，为农业人口携带作物、家畜和相关生产技术向其他地区扩散创造了条件。
三、西亚农业起源
新月沃地及其周边地区是西亚早期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新月沃地”一词于20世纪初提出，指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波斯湾北部的弧形地带，西接地中海，北部和东部毗邻土耳其山地及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当地冬季降雨、夏季炎热干燥的气候，为大麦、小麦和豌豆等后来驯化的谷物与豆类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
图3 西亚的新月沃地是小麦、大麦、豆类、牛、绵羊、山羊及许多其他驯化物种的起源地
西亚动植物驯化与食物生产经济的发展，主要发生于前陶新石器时代，包括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PPNA）和B期（PPNB），均早于陶器的普遍使用。PPNA约为公元前9500—8500年，这一时期已出现定居和植物栽培的迹象，但动植物驯化尚未全面完成。进入PPNB（约公元前8500—7000年）后，驯化动植物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聚落规模也逐渐扩大。
图4 哥贝克力石阵及柱体表面浮雕
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Şanlıurfa）附近、幼发拉底河上游支流巴利赫河流域的一处山脊顶部，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年，是认识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转变的重要遗址。遗址包含多组圆形或椭圆形石砌围圈，圈内竖立着T形石灰岩石柱，部分石柱高达5米、重逾10吨，柱身饰有野猪、猛禽、蝎子等动物的浅浮雕。这些大型石构的营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反映出当时人群已具备组织集体劳动、建造复杂公共建筑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遗址的图像体系尚未强化代表雌性生育力的母神（mother goddess）元素，而是较多表现野兽及男性生殖题材。与此相比，约两千年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型农业聚落查泰土丘（Çatalhöyük）呈现出不同的图像面貌。其图像和雕塑中更多表现女性形象，以及与性和生育有关的内容。
图5 哥贝克力石阵中的男性雕塑形象（左）与查泰土丘中的女性雕塑形象（右）
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变化也体现在建筑形式和聚落规模的演变上。纳吐夫文化以及前陶新石器A期的房屋以圆形结构较为常见，进入前陶新石器B期后，方形或矩形房屋逐渐成为主要形式。约旦的一些前陶新石器B期遗址，如巴斯达（Basta）等，已经出现区分上下两层空间的建筑。房屋主要使用石材或晒干的泥砖建造，部分墙壁和地面还涂有石灰浆。与此同时，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前陶新石器B期晚期的一些聚落规模已经接近城市水平。以约公元前7500年的阿布胡赖拉土丘遗址（Abu Hureyra）为例，其聚落面积可能达到30公顷，反映出定居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以及维持较大规模聚落所需的生业基础与社会组织能力。
图6 约旦南部巴斯达遗址（Basta），前陶新石器时代B期
集体埋葬和对头骨的特殊处理，也是认识西亚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恰约努遗址（Çayönü）发现了一处特殊的藏骨建筑，长期使用过程中存放的人骨遗存包括大量头骨和肢骨，代表约400个个体。欧洲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也采用集体埋葬方式，其中一些位于土冢下的石室内。讲座通过这些材料，比较了不同地区集中安置死者遗骸的实践，并提出将多个个体集中埋葬的传统，可能与祖先观念、集体记忆及群体认同有关。
图7 恰约努遗址藏骨建筑内的集体埋葬
四、新月沃地新石器人群向欧洲的扩张和印欧语系的形成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大致重建新月沃地农业发展后向欧洲扩散的过程。约公元前9000年，已经有人群迁移至塞浦路斯，但这一阶段的扩散并未继续向更远地区推进，直到约公元前6500年，一支农业人群才经由安纳托利亚西部进入爱琴海岛屿和希腊大陆，并在此后沿地中海北部海岸继续向西推进。约公元前6000年，人群已经沿海岸抵达意大利。拉马尔莫塔（La Marmotta）遗址发现了几艘独木舟的遗存，说明当时人群具备利用船只进行水上活动和跨水域迁移、交流的能力。约公元前5700-5300年，这一扩散路线进一步抵达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北非部分地区。
另一条路线则由安纳托利亚向西北，经色雷斯进入巴尔干地区，约公元前6000年抵达喀尔巴阡盆地。此后人群在当地停留约500年，再沿多瑙河流域向西北扩展，在肥沃的黄土地带形成线纹陶文化（Linear Band Keramik，LBK）。这里广泛分布的黄土主要为冰期形成的风成沉积，类似的黄土环境也分布于黄河流域，并为中国北方部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自然条件。木结构的长屋聚落是线纹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约公元前5400-5000年，线纹陶文化进一步越过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扩展至莱茵河流域和巴黎盆地。法国南部出现农业之后，至农业人口进入不列颠群岛，二者之间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约公元前4000年才抵达英国，约公元前3800年到达爱尔兰。造成这一延迟的原因尚不清楚，一种可能是当地狩猎采集人群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能够维持自身生存，从而使农业人口的进一步进入受到一定限制。约公元前4100-3500年，由早期线纹陶文化发展而来的漏斗杯文化（Trichterbecher，TRB）进一步从欧洲北部沿海平原扩展至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波罗的海东岸。
图8 新月沃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向欧洲的扩张
如果农业生产体系及其技术的起源和扩散方向，与主要农业人群语系的起源和扩散方向存在一定对应关系，那么二者之间可能具有历史关联。不过，要探讨这种关联，首先需要尽可能重建相关语系的早期谱系及其地理分布。安纳托利亚语支和吐火罗语支均已消亡，凯尔特语也在西北欧部分地区持续衰退；此外，史前可能还有更多未留下文字记录的语言分支已经消亡。过去约2000年间，罗马帝国的扩张，以及此后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的传播，也伴随着人口流动和语言替代。因此，现代语言的分布格局并不能直接反映印欧语系早期形成和扩散时的面貌。
图9 公元1500年印欧语系的主要语族分布情况
Heggarty等人对印欧语系的贝叶斯系统发育研究，将印欧语系的根节点年代估计为距今约8100年。Bellwood强调这一较早年代与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开始由安纳托利亚进入欧洲的时间大致相近。安纳托利亚语支和吐火罗语支是印欧语系中较早分化的两个分支，如今均已消亡，但由于留下了铭文或文献资料，其语言和历史仍可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安纳托利亚语支主要分布于古代安纳托利亚地区，其中以赫梯语最为著名。赫梯人采用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体系，并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建立了强大的赫梯帝国，都城哈图沙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后者则主要见于今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周边地区。吐火罗人群可能与中亚地区较早的文化传统存在联系，如阿克瑟斯文明（Oxus），或称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复合体（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BMAC）。此后，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印度—伊朗语族、斯拉夫语族以及波罗的海语族等其他分支逐渐形成。至距今约5000年前，印欧语系的所有主要分支均已开始分化。
图10 印欧语系主要分支贝叶斯系统发育树
关于印欧语系的起源与扩散模式，长期存在两种主要解释。“安纳托利亚假说”认为，印欧语系的早期使用者与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有关，语言大约在距今8500年前开始随农业人口进入欧洲。该假说认为，大规模语言替代通常需要相应规模的人口迁移，而新石器时代农业人口进入欧洲后逐渐形成了较大的人口基础，可能为印欧语系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与之相对的是“草原假说”。该理论认为，早期印欧语使用者主要来自黑海—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其语言在轮式车辆出现以后向欧洲传播，并可能通过精英统治和文化传播等方式扩散，而不一定依赖大规模人口迁移。
近年来，欧洲新石器时代古基因组研究为讨论印欧语系的起源与扩散提供了新的证据。Haak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欧洲新石器时代发生过两次主要人口迁徙事件的模型：第一次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早期农民进入欧洲；第二次是约公元前2800年后，新石器时代晚期来自草原地区的颜那亚牧民进入欧洲，并带来了较大规模的遗传祖源更替。如今，颜那亚相关祖源呈现出一定的地理梯度，在北欧较高，南欧较低，对其他印欧语分布地区，如地中海地区、西亚和南亚的遗传影响则相对有限。Seersholm等人对巴黎盆地新石器人群的遗传学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图景：西欧新石器时代人群的遗传祖源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相关人群，或由这一祖源衍生而来；至公元前2300年以后，草原相关的颜那亚祖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北欧和不列颠尤为明显。
图11 西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祖源变化
这些遗传学证据确认了草原人群向欧洲扩散及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然而，这一人口扩张已经晚于印欧语系若干主要语支分化的时间。Bellwood认为，如果草原人口进入欧洲后确实造成了语言上的重大变化，那么更可能出现的是印欧语系内部较晚阶段的语言替代，即新进入人群所使用的语言在部分地区取代了此前已经存在的印欧语言。因此，这些证据虽然可以为解释欧洲部分地区印欧语言的传播提供重要线索，却不足以据此将整个印欧语系的起源直接追溯到草原地区。
除向西进入欧洲外，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相关祖源也有少量经伊朗地区向东传播至中亚，在里海以东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及阿克瑟斯文明相关人群中有所体现。伊朗也是西亚与南亚之间人群交流的重要通道。现代南亚人群中，伊朗农民相关祖源在巴基斯坦及印度部分地区较为突出，并呈现由西北向南、向东递减的分布趋势。据此推测，印欧语系和埃兰—达罗毗荼语系的早期传播可能均与经由伊朗地区的人群迁徙有关，时间或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
图12 埃兰—达罗毗荼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和蒙达语族（南亚语系）人群进入印度次大陆的推测路线
五、东亚农业的发展及向东南亚的扩散
东亚农业起源研究的核心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近年来考古发现不断将中国早期农业的年代向前推进。距今7000-6000年前已经可以看到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而更早阶段则存在栽培行为、资源管理和定居生活逐步发展的过程。仙人洞和吊桶环、上山、贾湖、磁山、井头山等遗址和文化构成了认识这一过程的重要材料。此后，东亚农业经历了持续发展，到距今约5000年前，对应北方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与新月沃地的情况类似，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以后，人口和聚落数量也随之增长。中国部分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遗址数量可能增加约30倍，聚落面积也明显扩大。与此同时，植物考古学资料还显示出人类对食物生产的依赖不断增强。
东亚早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境内的人群和文化，也构成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部分人群和语言扩散的重要背景。Bellwood提出，仰韶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可能是汉藏语系早期使用人群的重要起源区域，而长江流域则可能是南亚语系、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早期使用人群的来源地。公元265年至1279年间，约600万汉族移民从中国中部向南迁徙，推动了汉藏语系向南方扩展，并使当地许多原有语言逐渐消失。因此，早期语言分布的部分证据可能已被后来的语言替代所掩盖，遗传学所揭示的人群起源地与语言学所能重建的语系起源地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长江流域可能是南岛语系相关人群的早期来源地，而台湾地区则是依据现存语言重建南岛语系起源与早期分化的重要区域。中国语言学者陶俣昕等人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早期壮侗语约4000年前在广东-广西地区开始分化并向外传播，其祖先可能与南岛语早期使用人群共同源自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人群。
图13 壮侗语系起源与扩散历史推测
六、美洲玉米的驯化与农业扩散
图14 美洲农业起源地与早期复杂社会（国家级社会）的分布
美洲同样独立发展出了复杂的食物生产体系，其中玉米是史前晚期大多数农业文化的生存基础。多数植物学研究认为，玉米由一种或数种一年生野生玉蜀黍，即大刍草（teosinte）驯化而来。人们最早开始利用野生玉蜀黍可能是为了利用其茎部甘甜的汁液用于发酵，或将其尚未成熟、仍较柔软的穗部作为辅助性食物加以利用。公元前3000年后，人们逐渐加强了对籽粒较大、产量较高等性状的选择。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玉米穗部尺寸和产量已有显著提升，为扩大种植规模和支撑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图15 墨西哥特瓦坎谷地出土玉米穗部对比：公元前3000年与公元前1500年
玉米最早在中美洲驯化，随后向南传播至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地，之后又出现向中美洲的回流并继续向北扩散，逐渐进入美国西南部，为后来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等地以普韦布洛式聚落为特色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亚利桑那州及墨西哥北部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这一早期农业扩散过程的认识。亚利桑那州图森地区的拉斯卡帕斯（Las Capas）遗址是一处约公元前1500年的早期玉米种植聚落。遗址占地约11公顷，并有两条各长约1.1千米的灌溉水渠，为农业生产提供水源。遗址中还发现了周期性使用的储藏窖，显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储藏和聚落组织。
图16 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地区拉斯卡帕斯遗址
七、结语
讲座最后，Bellwood教授总结，食物生产是全新世人类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发展之一。它支撑了全球人口在不到一万年间从数百万增长至80亿，也为复杂社会与文明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食物生产者的迁徙不仅改变了人群的分布，也深刻塑造了语系与文化传统的格局。今天世界的人口、语言与文化分布，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早期农业扩散所奠定的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