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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Chris Gosden:骏工程——中原与草原的文明互动

2026年9月24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26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Chris Gosden作题为“骏工程——中原与草原的文明互动(The Horsepower Project: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teppe)”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Chris Gosden教授主讲

一、骏工程:从“中原-草原”单向传播转向互动网络

骏工程(The Horsepower Project)是一个从2023年开始、为期六年的整合考古学、古DNA、同位素等多学科研究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北方、中原地区与蒙古-欧亚草原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并非相互隔绝,而是通过动物、人群、金属、技术、交通路线及社会网络保持长期而复杂的联系。从研究对象来看,骏工程并不单纯研究“马的驯化史”,而是将马的移动、金属的流动、人群网络以及政治组织形式放在同一时空框架中比较,尤其关注公元前2000年以后草原与中国北方关系的长期变化,并最终把视线集中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秦与匈奴。

中原、草原及其之间不断发生交换、重新组合和政治竞争的动态弧形互动带(The Arc)

骏工程早期曾设想一个相对清楚的“双向模型”:马主要由北方草原进入中国,而青铜及金属资源更多从中国向北进入草原。但随着材料增加,这种简单图景开始被修正。马的终极祖源确实与欧亚草原有关,但中国北方可能较早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繁育群体,因此不能把中国古代马群理解为持续依赖草原输入;同样,中原金属虽然可能向北传播,但草原本身拥有自己的冶金传统,原料、合金技术、成品器物、器物风格以及再熔炼行为也可能沿不同路径流动。换言之,骏工程真正试图研究的是一个多节点、多方向、不同媒介并不同步流动的网络,而不是“草原影响中国”或“中国影响草原”的单向传播史。


二、家马扩散:从驯化到流动

在讨论马的驯化和扩散历史之前,Gosden教授介绍了动物饲养所受的生态限制。当代畜资料显示,中国马匹分布同样与北方草原环境高度重合;蒙古的马则广泛分布于草原及森林草原地区。由此,Gosden教授提出一个与周、秦政治史密切相关的问题:以渭河谷地为核心的周、秦政权,其核心区域周边约200公里内似乎缺乏足以支撑大规模马匹繁育的广阔草场,因此其重要外部养马区域可能包括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河套地区。若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周、秦获得持续而稳定的马匹资源,就必然涉及与这些地区人群的交换、协商、政治联盟乃至领土控制。马匹供给因此不仅是“动物经济”问题,而且直接与早期国家与北方边疆关系研究有关。

在家马起源方面,Gosden教授强调需要区分不同历史过程。约距今5500年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博泰(Botai)文化已经显示出高度密切的人马关系,甚至可能存在马奶利用,但博泰马与后来大规模扩张、构成现代家马主体祖先的谱系并不相同。骏工程真正重点追踪的是通常被称为DOM2的现代家马主体谱系。这一谱系约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于黑海-里海以北的西部草原形成并迅速扩张,约公元前1600年前后进入蒙古。中国最早家马的年代存在讨论,商代肯定已经有数量可观的马,但更早的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否已经存在明确家马,证据还不充分。仅凭骨骼,野马与最早的家马并不总是容易区分,而且最早的家马也未必立刻被骑乘。因此,“马被驯化”“人开始骑马”和“马开始牵引战车”必须被看作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时间点代替全部历史过程。

1200 – 200 BCE家马亲缘网络

骏工程在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把古DNA的“祖源分析”进一步推进到个体之间较近世代的亲缘关系和实际移动。通过分析古代马基因组中较长的共享遗传片段,研究人员能够识别一至两代范围内具有较近亲缘关系的个体。如果高度近缘的马出现在相距数百乃至上千公里的遗址,就意味着马、或者管理这些马的人群,在很短时间尺度内完成了远距离迁移。随着样本数量增加,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观察马群有效种群规模何时迅速增长,从而区分“家马第一次抵达某地”与“家马已经成为大规模社会资源”两个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马的驯化对欧亚史最深刻的影响并不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牲畜,而是重新塑造了“距离”本身。Gosden教授指出,当骑乘成为常态且牧业体系能够支持远距离移动之后,过去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才能跨越的空间开始持续连接。草原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缩小”:人群、金属、技术、观念和政治关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流动。骏工程(The Horsepower Project)中的“power”, 首先代表了马作为动力和交通手段的物理能力,同时也意味着由马驱动的移动能力会进一步转化为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


三、蒙古鹿石-赫列格苏尔文化遗存:马祭、遗址景观与社会网络

蒙古青铜时代的鹿石-赫列格苏尔文化(Deer Stone–Khirigsuur Complex, DSKC)遗存是骏工程目前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此类遗存通常由中央大型石冢与数量众多的外围附属祭祀结构构成,在一些大型遗址周围可以发现几十乃至更多附属石堆。在这些外围结构中经常可以发现马的遗存,有时是一匹马对应一个祭祀单元,有时主要保存头骨、颈部或特定肢骨。

迈汗托勒盖(Maikhan Tolgoi)遗址第2期遗存

骏工程首先试图解决的是遗址景观的形成速度。现有测年数据显示,这一规模极大的纪念性遗址可能并不是经过数百年缓慢累积形成,而有可能在约一百年、甚至更短时间内便完成了主要建设。这一时间尺度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遗址的社会组织能力:若大量马祭集中发生于相对有限的时期,那么其背后可能存在频繁的集体聚会、区域性仪式以及较强的跨群体动员。古DNA则可以研究者祭马来源的问题。检测结果显示,多数祭马之间没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只在少数邻近石堆存在亲缘关系。这一现象使骏工程团队提出新的工作假设:祭祀活动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群体,他们各自携带来自不同繁殖群的马在特定地点周期性会合、参与仪式。但Gosden教授同时强调,目前样本量仍不足,这一解释仍需通过更高密度采样检验。

在该类遗址中,鹿石、石冢以及周围山体、地貌之间往往具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由此,马进入了群体身份与特定景观构成的象征系统之中。这种实践此后并非原样延续。进入石板墓及其后的历史阶段后,墓葬中仍可出现马,但数量与使用方式发生变化;与战车、车辆相关的马具逐渐增加;到匈奴时期,墓葬组合和跨区域器物流动又呈现新的形态。


四、从商周到秦:马匹生命史与中原—草原金属网络

对于中国部分的研究,骏工程研究团队首先从“最早的家马”问题展开,团队正在尽可能收集商代以来的马骨样本,并希望进一步获得更早材料,以检验中国最初的家马究竟来自何处、是否与蒙古或其他北方地区存在直接遗传联系。Gosden教授指出,蒙古部分地区马群快速增长的时间与中国较明确出现大量家马的时间相近,因此提出一种仍待检验的可能性:蒙古或其他北方地区可能先形成较大规模的繁育体系,随后部分马群向南进入中国。但他同时明确表示,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不应把“中国最早的马直接来自蒙古”写成既定事实。

骏工程研究团队计划把中国材料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个体马生命史”的尺度上。秦始皇陵及相关遗存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案例:这里既有陶马,也存在真实马骨、车马遗存及御者形象。团队希望综合古DNA、环境DNA、稳定同位素、牙齿和骨骼观察及埋藏学,追问一匹具体的马“从哪里来、吃什么、怎样被饲养、是否经历迁移、是否被圈养、死亡前得到怎样的照料”。这意味着骏工程能将“欧亚大陆尺度的马匹流动”与“个体的驯养经历”连接起来,使宏观网络与微观生命史可以相互验证。研究还把真实动物与马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研究,讨论“现实中的马”与“社会创造出来的马形象”之间的关系,尝试将马放进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秩序的观念体系中,进一步来研究与马有关的观念史。

与马匹研究平行的另一条研究主线是金属的跨区域流动。中国商周青铜器常见铜-锡-铅体系,而蒙古及更广阔的草原则存在不同的冶金组合。因而,在草原仅仅发现“中国式器物”并不能证明它是从中原直接输入,还必须进一步讨论成品远距离交换、原料向北移动后在当地重铸,以及草原工匠使用本地材料模仿中国器型等不同机制。这一问题在公元前第1千纪尤为突出,以西北地区动物纹腰带牌饰为例,随着欧亚大陆整合程度提高,草原人群的远距离连接能力也不断增强,交流方向已经不能继续简单概括为“由西向东传播”,越来越多现象需要从东向西以及双向网络来理解。

1500BC-1000BC中原与草原的铜合金分布图

讲座最后,在场的同学和老师们就中原冶铸工具在互动带的发现、如何进行跨区域对比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Gosden教授也对整个项目背后的比较视角作了较为集中而重要的说明,他 指出骏工程并不期待通过多学科分析给出单独的“历史答案”,而是将这些结果与遗址布局、图像、仪式和政治组织联系起来,只有在多种证据逐渐整合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蒙古和欧亚草原之间长期互动的性质。此外,本项目将公众考古视为研究的一部分,团队计划通过博物馆、学校、社区活动以及项目网站传播研究成果,并最终以论文、专著和展览等多种形式呈现。

骏工程项目官网:https://www.horsepowerproject.org

(纪要图片均引自Chris Gosden教授讲座幻灯片)

讲座交流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