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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宿白讲座 · Chris Gosden:何为世界考古学?——人类文化的差异与联结

2026年9月23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宿白讲座”第25讲在考古楼A座101举办,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Chris Gosden应邀作题为“何为世界考古学?——人类文化的差异与联结(What is World Archaeology?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in Human Culture)”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主持。

Chris Gosden教授主讲

在“世界考古学”这一视角中,随着考古学研究时间与空间尺度的不断扩大,“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人类历史的整体进程”始终是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在传统叙事中,这样的进程往往被描述为线性的、明确的发展路径。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著作中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两次伟大的革命,即从食物采集转向食物生产的“新石器革命”,以及建立在工业和商业基础上的“城市革命”。按照这种理解,农业革命构成了此后城市化、国家形成乃至现代社会的基础,因此人类历史也应存在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狩猎采集到农业、从村落到城市的发展框架。

Gosden教授对这一框架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农业的形成在许多地区并不是革命性的事件,而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另有部分地区也在未经历农业化的情况下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复杂社会。同理,城市也只是人类历史中相对有限的区域性现象,不能以此作为理解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节点。需要注意的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农业集约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本身应是人类历史中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而不应被投射为过去所有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

由此,Gosden教授指出,历史并不存在方向性(history is non-directional),人类社会不存在必须沿着某一条道路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论是“平等”还是“阶级”,这些社会结构本身都需要在实践中被确立并维持,而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多是多种偶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考古学对人类历史多样性的揭示,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可能性。

在否定单一历史发展模式的同时,Gosden教授并没有否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人类共同存在的人性,他将这样的共性概括为人类所具有的“哲学性 ”“道德性”与“政治性”,而这样所有的经验都建立在人类的身体之上。具体而言,所谓“哲学性”指向的是人类对于宇宙运行方式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考古发现中,许多大型遗址的营建并不能仅仅用经济功能来解释,它们往往也是人类理解世界、表达宇宙观念的重要方式。

“道德性”则更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照料、责任与社会承诺中。距今约360万年前,东非的火山灰中保存有成年与未成年个体共同走过的古人类足迹,显示出人类演化早期阶段存在有相互照料关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保存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证据。中欧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存在大量被杀害并集中埋葬的人类遗骸,其中一些个体具有明显的暴力创伤。由此可见,照料与暴力似乎始终共同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在这样对“我者”与“他者”的识别与区分之中,群体内部的道德承诺与对群体外部成员的敌意共同存在,二者之间的张力本身构成了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线索。

波兰Koszyce遗址所见集体埋葬坑与暴力行为

最后,人类也是“政治性”的动物,其重点在于人们不仅关心彼此之间的道德义务,也持续关注权力、地位和等级关系。人类社会在依赖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和合作的同时,人们也始终围绕权力和自身利益展开竞争,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正是在道德性与政治性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展开的。


一、人类文化的差异:人类起源的多样性与对“新石器革命”的再反思

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出现可以追溯至人类演化的最早阶段。Gosden教授指出,人类演化不应被理解为简单的“适者生存”模式,现有证据并不支持Homo sapiens对其他古人类的取代是由其特殊的竞争优势决定的。在约两百万年前,人属、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与傍人属(Paranthropus)等不同古人类类群曾在相近的时间和环境中共存,而早期石器究竟由哪一种古人类制造,目前仍可持续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的古人类群体之间除了竞争,也可能存在工具技术、行为方式甚至文化实践的共享。在更晚时期,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现代人之间发生过基因的交流,显示不同古人类群体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由此,Gosden教授指出,现代人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彻底取代其他群体,也可能与人口规模、群体组织方式以及一系列生物和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有关。

人类演化过程图示

这样的思路进一步延伸到具体文化现象的起源问题上,可见一些过去被视为现代人独有或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技术,其出现时间实际上早于现代人或农业社会的出现时间。因此,人类文化可能并不是一次次由某个单一群体“发明”之后再向外扩散的简单过程,而更可能是在不同群体长期互动、共享和变化中逐渐形成的。

进入全新世后,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进一步被凸显。在此前的考古学叙事中,“新石器革命”常常将农业、陶器与定居等现象捆绑在一起,将这些文化因素的出现共同归纳为人类历史的全新发展阶段。但必须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些文化因素的出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而统一的对应关系。以陶器为例,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陶器可以追溯至距今约两万年前,明显早于成熟农业出现。东亚其他地区、西伯利亚以及撒哈拉地区也出现了年代较早的陶器,其出现不能简单地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联。相似地,动物、植物考古研究显示,在正式驯化植物和动物之前,人类应已经与野生动植物建立了漫长的共生关系,许多动植物资源在人类社会中被长期利用,却最终并未被驯化。因此,农业并不是一个迅速完成的革命,而是人与动植物长期共生的复杂过程。

日本绳纹时代的社会面貌是这一观点的典型案例。日本列岛的人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3.8万年前,而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主要依靠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持生活。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农业社会与日本之间长期存在互动与交流,而日本却并未迅速地转向农业生产,并依托于本地的采集渔猎经济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观察这一案例可知,农业并不是人类面对环境限制后必然采取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也正是历史发展的非必然性的体现。

土耳其东南部的Göbekli Tepe遗址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距今约一万年前,遗址居民仍以狩猎瞪羚和采集野生植物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却营造出了规模巨大的圆形建筑,并在其中设置重量以吨计的大型石柱,其工程规模远超日常生计所需。由此可见,复杂社会并不必然以农业为基础,而狩猎采集者也并非只围绕“生存”这一目标组织社会生活,他们可以够投入大量人力建造复杂的公共建筑,并进行大规模宴饮及仪式活动,而这也可被视为人类作为“哲学性”物种的证据。

同理,在英国新石器时代的巨石遗迹中,虽然能够发现家猪与农作物利用的相关证据,但其食物结构中仍然有相当比例来自野生动植物资源。整体上看,英国的农业化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家畜与栽培作物进入该地区后,当地社会并未立刻转变为高度农业化的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农业景观可能直到更晚阶段才形成。

农业在欧亚大陆西部的扩张(公元前9600-4000年)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Cahokia遗址展现出了另一类与前述情况具有相似性的社会结构。从布局上看,遗址内分布有南北向排布的金字塔型土丘与广场空间,其建筑的相对位置与天体运行规律明确相关。与此同时,考古材料表明当地社会存在长距离物质交换,来自五大湖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的物质资源可以跨越两千公里以上的距离抵达遗址,显示史前美洲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规模可观的交流网络。从生计模式上看,Cahokia遗址仍然大量利用野生资源,而其社会结构、仪式实践与宇宙观念却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农业社会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由此,建立在交流与互动的基础上,不同社会可以在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形态,同时又发展出具有可比性的文化形式,显示着人类文化的差异与联结的多样表现形式。


二、人类文化的联结:从“质量”到“数量”的人类社会发展线索

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多样性产生于不同的环境与历史背景之中,但从更大的视角观察,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始终存在彼此的联系,而物质材料的“质量(Quality)”与“数量(Quantity)”可能正是理解人类社会不同关系模式的可能线索。所谓物质材料的“质量”在于强调“关系”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模式中,物质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关系网络与双方关系的重要程度,而不是某一具体数字。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大型仪式性建筑的营建与复杂精神性活动的实施,可能均与人类对物质背后的某些社会关系与精神信仰的重视有关。与之相对,物质材料的“数量”在于强调以数字尺度衡量人和物的价值。材料、土地、劳动乃至人的价值,都可以被纳入某种可以计算的尺度之中,并最终表现为价格、成本、收益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物质材料的“质量”与“数量”在人类社会中始终相互交织,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并不是简单地从“质量”转向“数量”,而是考察两种关系模式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作用,以及其中某一种模式为何会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

Gosden教授认为,人类对“数量”关系的重视最早可以追溯至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当地自然降水不足,人们需要通过灌溉维持农业生产。长期的灌溉活动改变了土地本身的性质,也形成了密集的农业生产体系。随着村落、城市以及耕地的发展,土地成为一种有限而重要的资源,其使用权与所有权需要被明确记录、划分和计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该地区最早期的楔形文字文书大量涉及对土地、财产和交易关系的记录。由此,土地、农产品以及劳动力等不同类型的事物可以被纳入一套共同的数字尺度之中进行比较,一种新的量化关系在其中建立。而此后,随着货币的发展,这样的数量化交换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强化。

随着贸易网络的扩张,这样的数量化关系自美索不达米亚逐渐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高加索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之间存在长期贸易往来,而在自身既有制度与文化的基础上,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也逐渐发展出了相应的数量尺度。

美索不达米亚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交流网络

至距今约两千多年前,欧亚大陆已经出现规模庞大的陆上和海上贸易网络。罗马世界与印度次大陆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关系,来自印度及更远地区的香料、胡椒等商品进入罗马世界,而大量罗马货币则流入印度。与此同时,东亚也逐渐被纳入了这一交换网络之中。

到了近世,这些旧有网络又以新的形式被激活。16~17世纪以后,欧洲对中国所产瓷器、丝绸以及其他商品产生了强烈需求,白银成为维持跨区域贸易的重要媒介。美洲殖民地的大规模银矿开发使大量白银跨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进入中国,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经济联系。考古发现显示,一艘在苏门答腊附近被发现的中国沉船上装载了大量中国南方生产的陶瓷器,其数量可以达到数万件,为我们理解历史贸易网络实际可以达到的规模提供了线索。

在这样逐步发展的全球贸易网络中,跨越大西洋的“三角贸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案例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来自西非的被奴役人口被强制运往加勒比地区以及南、北美洲,同时糖、烟草等各类商品以及欧洲制造品在大西洋两岸之间流动。这一贸易体系建立在对人的商品化和数量化处理之上,也成为近代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Gosden教授强调,欧洲近代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孤立地区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应该放在全球联系的背景下考察,来自亚洲、美洲和其他地区的资源、财富以及生产技术都对这一过程有所贡献。

在讲座的末尾,回到“如何理解世界考古学”这一问题,Gosden教授指出,世界考古学并非对各地区考古材料的简单汇总,也不应试图以单一框架概括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道路,其意义在于同时揭示人类历史中存在的差异性与联结性。其中,不同社会面对不同的环境、资源、技术、社会关系与宇宙观念,必然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与生活方式,而这也构成人类文化中始终存在的差异性。但是,差异并不意味着彼此孤立,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同程度的交流、迁徙、贸易和观念互动之中。地方性的文化模式一方面具有自身的历史特征,另一方面又始终处于更广泛的文化交换体系之中。在这样的角度上,人类历史既是差异不断产生的历史,也是联结不断形成的历史。

最后,Gosden教授再次强调,世界的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过去数千年人类社会的多次重大变革并非必然,而是特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由数量、货币和全球贸易所塑造的世界,同样只是历史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在对过去历史的重新认识中,世界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具历史意识的方式思考人类社会的当下与未来。

讲座结束后,听众围绕“质量”与“数量”两种关系模式的形成及其传播、不同地区是否可能独立发展出相似的价值观念、数字化资产的出现是否会对既有的价值取向框架带来变化等问题展开讨论。Gosden教授指出,目前有关“数量”关系早期发展的证据主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人类的竞争性与量化思维也更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诞生。但需要注意的是,现有认识可能受到早期文字材料保存状况的影响,讲座所提出的观点仍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因而其他地区是否曾独立形成类似观念,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另一方面,Gosden教授认为数字化本身可能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另一次重大转折,数字的无形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对“质量”与“数量”的认识,但其长期影响仍难以判断。他鼓励大家继续追问这些尚未被证明的“大问题”,并保持对历史偶然性和人类发展多元性的开放态度。

(纪要图片均引自Chris Gosden教授讲座幻灯片)

现场听众与Chris Gosden教授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