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3日晚,宿白系列讲座《何为考古学?——还原未知、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What is Archaeology? Revealing Unknown,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在考古文博学院考古楼A座101开讲。本次讲座由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荣休教授Chris Gosde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主持。
讲座中,Chris Gosden教授从考古实践、学科方法与社会意义三个层面追问“考古学是什么”。他指出,考古学既需要调查、发掘和材料分析,也离不开持续的思考与综合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发现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如今,在中国、欧洲和北美等资料积累较为丰富的地区,考古学正逐步由“发现模式”走向“大数据与综合”。这一变化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证据如何形成、不同资料如何比较,以及考古学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当代有关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讨论。
一、从物质出发理解过去
讲座伊始,Gosden教授开宗明义地界定了考古学的基本属性: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这门学科的独特性在于,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将身体力行的田野实践与深度的理论思考和材料分析紧密结合。研究者进入遗址,辨认地层,处理器物,并在分析中把破碎的遗存拼合成对整体的理解。无人机、激光雷达、地球物理勘探、碳十四测年等技术不断扩展可见范围,但“看见更多”并不自动等于“理解更深”。技术最终要服务于问题,例如材料意味着什么,过去的生活为何以这种方式展开,我们能否摆脱当代常识束缚而去理解古人。
Gosden教授认为,考古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因为它不断揭示出人们原本没有预料到的历史,从而改写“何以为人”。不过,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考古学处境并不相同。有关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仍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而距今五千年以来的不少历史阶段,考古材料已积累得相当丰富,学科的核心挑战也逐渐从“发现了什么”转向“如何整合并阐释已有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发现时代的终结,而是标志着考古学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考古与预期之外的历史
讲座以中国考古为重要例证。周口店、泥河湾、丁村、金牛山和水洞沟等遗址不断延伸人类深时历史的尺度。仙人洞等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打破了陶器只属于定居农业社会的旧有框架。距今约两万年的采集狩猎者已经制作并使用陶器,说明技术、定居与农业之间并不存在单一且固定的演进次序。Gosden教授强调,研究最富启发性的时刻,往往正是原有预期在新证据面前显得不够充分的时候。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国不同区域展现出显著的社会与物质文化多样性。仰韶彩陶、红山与良渚玉器,以及大汶口、凌家滩、石峁等遗址,既呈现区域传统,也反映了器物制作技术与艺术风格在长时段中的延续和演变。石峁的大型营建工程、石砌城墙与复杂的空间组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宏大的遗址营建也与今天严谨细致、多方协作的考古发掘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许多大型工程与精美器物可能由规模不大的熟练群体在高度协调中完成,它们是否必然对应一个由少数精英控制的高度等级化社会仍需讨论。殷墟妇好墓、甲骨文、三星堆青铜器与金器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则进一步说明即便在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历史时期,考古材料仍能显著拓展甚至重塑既有认知。

仰韶彩陶、红山玉器与良渚玉器
这些延续与变化也引出了文化归属问题。持续数千年的器物谱系和制作传统,是否会使今天的人对过去产生更强的“扎根感”?对于这一问题,Gosden教授并未给出确定答案,而是交由中国听众进一步思考。他同时提醒,不应将现代人的身份认同简单投射到古代社会。仰韶时期的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今天的学者如何叙述仰韶,是两个既相关又有所区别的层面。考古学需要同时保持历史想象力与证据边界。
三、考古科学的发展与证据阐释
如今,考古科学快速发展。随着遗传学、同位素分析、材料分析和测年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得以追踪人口、动物、器物与资源的流动,许多以往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有了研究和验证的可能。考古学的独特性,正在于其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解释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的科技考古教学与研究
Gosden教授同时指出,不应让新技术本身取代研究问题。与其因为掌握了某项技术而寻找材料加以检测,不如首先明确研究者究竟希望了解什么,以及相关分析能够为问题的解释提供哪些帮助。自然科学方法为考古研究提供证据,人文与社会科学则帮助研究者理解古人的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及其赋予事物的意义,二者并非竞争关系。真正的挑战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贯通考古材料、科学方法与解释的研究过程。
四、从考古发现到大数据研究
讲座后半部分集中讨论资料积累带来的学科转型。Gosden教授介绍了“英格兰景观与认同”(EngLaID)项目。该项目历时五年,汇集了英格兰自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086年的多类考古记录,并建立了一个包含约一百万条记录的数据库。该项目借助这些资料,考察了英格兰聚落分布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延续和变化。英国自1990年起实行由开发方出资的考古制度,道路、铁路、机场和住宅等项目动工前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由此积累了大量资料。希思罗机场第五航站楼建设区域内发现的青铜时代聚落和田地遗迹,正体现了现代开发项目如何促成古代聚落景观的发现。

英国伦敦 希思罗机场区域的考古发现
大数据并不天然代表完整的过去。记录较多的地方,可能只是开发活动更密集、参与的研究机构更多或调查投入更高。不同年代的制度、研究取向与记录标准,也会改变资料的分布。旧数据也不应轻易排除,只要了解其形成条件,仍可与新发掘资料共同发挥作用。英格兰东南部的考古记录多于北部,并不能据此断定该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更为密集。因此,综合研究必须将“证据如何形成”纳入解释过程,并充分注意资料缺失、空间偏差和分类差异。以往积累的资料也不应被轻易排除,只要明确其形成条件,仍可与新的发掘资料结合使用。
Gosden教授展示了中国北方、内蒙古及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分布图,并将遗址资料与植被、降水和现代人口等信息进行叠加分析。图中已发掘遗址与未发掘遗址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哪些区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这种不均衡是由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基本建设活动,还是其他因素造成?未来开展大规模资料整合,不仅需要建设数字化档案和可检索数据库,还需要协调不同机构的记录规范,并对资料质量进行细致评估。全球范围内的资料整合则更加困难,因为不同国家对遗址、年代和材料类别的界定并不一致,发掘与记录规范也会因地区和时期而异。碳十四测年等标准相对统一的数据或许更易进行比较,其他资料则应充分保留其具体的地域背景,不能为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忽略原有差异。

中国北方部分区域的自然环境与现代人口分布
五、考古学的未来
讲座最后,Gosden教授指出,当前有必要重新审视考古学“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应当做什么”。未来的考古学家不仅要接受田野考古和材料研究的基本训练,还要具备处理大规模数据、理解科学分析方法的能力,并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学术传统之间开展比较研究。考古学应以已有证据为基础,更加深入地讨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共通性,同时充分认识不同地区在资料基础和概念体系上的差别。
过去并未远离当下。无论研究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研究问题的提出和历史意义的阐释都立足于今天。因此,跨国学术对话与公众参与显得尤为重要。考古学家的角色正在从单向讲述“过去是什么”逐渐转向倡导“参与式遗产”,邀请社区与公众共同讨论和理解过去的意义。中国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以及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的浓厚兴趣,给Gosden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说明,考古学可以成为连接知识、历史记忆与文化归属的重要公共实践。
讲座结束后,听众围绕既有资料的利用、全球考古资料的整合、不同考古传统下对过去与文化归属的理解、公众参与以及初学者如何把握研究尺度等问题展开讨论。Gosden教授指出,大数据并不是考古研究的唯一途径,也不会取代围绕单一遗址、具体器物和地方材料展开的研究。考古学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开展工作,宏观的资料整合与细致的个案研究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对于初学者,他尤其鼓励保留那些看似“天真”的基本问题: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值得研究?为什么本领域之外的人也应该关心?持续追问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明确研究对象及其价值,也能使考古学与公众建立联系。
(纪要图片均引自Chris Gosden教授讲座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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