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杰西卡·罗森《中国的大墓与其内涵:从公元前3000年到汉代》

2024-05

2024年5月17日晚,2024北京大学“大学堂”系列讲座第二讲《中国的大墓与其内涵:从公元前3000年到汉代》在哲学楼101举行,讲座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婉欣副教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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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罗森教授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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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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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婉欣副教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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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一、墓葬:结构与随葬品

1.墓葬结构

现今最早的竖穴墓之一处于汾河河谷的陶寺遗址,墓葬深度在现今地表8米以下。墓葬壁龛显示出当地适应自然黃土地貌的生活习俗,墓中出土的猪骨、刀具、陶器与墓盘代表了为墓主死后世界所准备的器具。目前可与之深度相比的是安阳西北冈M1004大墓,该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至前1150年,墓葬深度达15米(图1)。这些墓葬的深度对于西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来说是不可想的,在西欧的建造传统中,深挖墓葬往往需伴随着木板结构的固定与支撑,但是得益于中国黄土节理性发育的特征,深挖墓葬成为了古代中国墓葬的建造特征。如上讲所述,黄土是长期以来从戈壁以及蒙古、西藏的山区吹来的细沙尘,这一沙尘颗粒富有棱角,像是岩石颗粒,并且常常厚达数米。中国中原与北方的墓葬就是在黄土高原这一地质特征下的典型产物,缺乏水分、垂直节理发育的黄土为干燥而稳固的墓穴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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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阳殷墟M1004大墓


中国深挖墓葬传统的源起之一或许与寻找水源、开凿水井有莫大的联系。通过墓葬深度与挖井深度的对比可以看到的是,商代大型墓葬的深度往往都在地下水位以下,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或许还可以到榆林一代的地方去寻找、对比墓葬与井的深度。可以看到的是,安阳大墓的墓葬深度已经相当于一座四层建筑的高度,这一工程量表明墓葬深度在当时是受到高度重视、有意营造的产物(图2),这也提醒我们在关注墓葬所出青铜器与玉器的同时,也需要给予墓葬结构本身更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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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安阳殷墟西北岗M1004深度示意图


对比东西方青铜器制作可以看出,东方所采用的青铜礼器组合体现的是个体家庭的社会组织取向,背后体现的是祖先祭祀与等级制的家族结构,西方则更倾向于神祇与非亲缘社群,并且从这些青铜礼器出土的墓葬情景可以看出墓葬出土的多是墓主生前所用之器,这亦是东方复杂生死观的表现之一。

以宝鸡图片国墓地为例,宝鸡竹园沟M13为东西向墓葬,随葬女性居于一侧,是典型的北方或西北地区墓葬,墓主身份应是随周伐商的北方族群成员。墓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及来源多样化的兵器及陶器,礼器上的铭文表明这些青铜器很可能是诸侯得到的分封之赏。这样复杂、精美的青铜礼器在倗、霸墓地之中也可见到。值得注意的是,晋国下附的霸、倗二国都显示出了北方族群的特征,这也不禁使我们进一步联想,在横水M2158、大河口M1墓中出现的这些竖穴深墓是否与北方族群有一定的联系呢?而且在大河口M1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带有明显北方色彩的壁龛形质,且除达71件之多的青铜礼器外,墓中亦见有明显北方草原色彩的兵器、马器等出土,文化面貌所呈现的多样性引人深思。

2. 随葬品

公元前8世纪,周王室迁居洛阳,这一时期与周并无盟友关系的北方族群亦向南进入黄土高原及东北地区,从墓葬出土器物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互动与墓葬发展阶段(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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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群互动关系图


以陕西韩城梁带村芮伯墓(公元前8世纪)为例,作为姬姓贵族的一员,芮伯享有着标准的礼器组合。除了标准的青铜礼器组合外,芮伯墓中还见有数量庞大、少见于黄土地区的金器出土,如金腰带、带有金鞘的匕首等带草原特色的随葬器物。对黄金资源的拥有,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墓主与外部、尤其是北方地区人群的交流与接触。

位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该墓以其保存完整性、出土器物珍贵性而闻名于世。相较于北方地区,由于地层的复杂性与潮湿度,在中国南方要挖出带有垂直壁面的深穴墓更为困难,所以这一地区往往会先在挖出阶梯状的表面,再向下大开挖(图4)。曾侯乙墓被区隔为4个棺室,各放置了不同门类的器具,排布有序。墓葬随葬品中除日用衣箱、几案外,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了一件带有异域色彩的私人铸造的金杯。这一金杯并非锻打成型而是铸造而成的,这一物件不仅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资源交流网络,亦为其生前的实用器。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均为双音钟,以及还有一些用于合奏的乐器,这些都展示出了古代中国对音律的精准把握及深刻理解。随葬品中还可见到用于穿戴的漆盔甲、车轴盖帽以及用于连接木构件的青铜配件,也证明了在当时曾国应已掌握了相关技术。以上所见均为当时曾国的实用器。值得注意的是,同墓所出的漆木椁上有着关于各种仙界形象的漆绘,还有门窗等来模拟墓主生前的居所,这一做法反映了墓主人及其所属社会将其想象世界以具象方式呈现于墓葬习俗、将理想化为现实的营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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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包山楚墓M2(湖北,公元前4至前3世纪)


二、东部走廊:从东北到东南地区出土墓葬看沿海地区南北交流情况

内蒙古东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致处于公元前10至前8世纪,发现了多座石板墓(图5),丧葬习俗显然异于同时期的东周列国出土墓葬。多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板墓同时随葬有北方列国青铜礼器和极具草原风格的青铜兵器、工具、车马器和各类配件,为半月形地带常见的混合式随葬品内容。以此为点,目光南下,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即“淮夷”和“东夷”居住之地与北方草原的东部地区有着明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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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墓葬


以安徽蚌埠的钟离国君柏墓为例,这一墓葬约在公元前600年,或许是中国最早出现封土的墓葬之一(图6)。墓葬结构本身和随葬品都反映出东周不同地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总的来看,钟离国国君墓葬的特殊性有如下八点:1. 墓室上盖有封土;2. 墓穴采用圆形规划;3.墓道有整齐台阶,方便进出;4. 墓坑内有罕见的土筑围墙;5. 随葬品以独立棺室的方式进行放置;6. 墓坑内留有殉牲遗迹;7. 各个殉人排列齐整,各人均有独立棺木;8. 主棺四角似有尖出的形制。其中圆形结构、用土篱来模仿石构、整齐安葬于木棺中的侍者及殉牲这四点是其主要特色,为何这一墓葬采取如此特殊的结构及葬俗?钟离国国君墓的特殊性值得引发进一步的探讨,此处提供两处思路以供参考。钟离国国君墓在多处都以土模仿石构部件,罗森教授认为这类防卫型的仿石土篱实际上是对已有石构建筑的模仿,以期复原、再现他们认知里所存在的一种模型(model)。这一埋葬特征在草原地区库尔干墓中也可见到。并且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东部的山东地区居住着东夷等地方族群,这里很可能就是北方地区与蚌埠进行交流的中间区域,在这中间很可能存在着一条由辽宁到山东、安徽到江苏的沟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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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安徽蚌埠双墩M1土偶墙全景 (见《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图版拾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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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安徽蚌埠双墩M1示意图


在河北、山东等地区墓葬中我们也可看到不少的草原民族特色的葬俗与随葬品。如位于今河北的故郡墓地(公元前5世纪)中,我们能够看到典型的石构墓葬、整齐陪葬的侍者、动物头骨与金器。包括今山东临淄的河崖头齐国墓地(公元前6-前5世纪)中的一座墓葬,同样能够见到使用石构外椁、单独的陪葬坑埋葬各种器物和近600匹马的葬俗(图8),这些均是典型的北方族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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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河崖头齐国墓地


三、秦帝国:为死后世界所创的士兵与随从

位于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公元前576至公元前537年)之中同样可以看到整齐排列的殉人和大量的殉马遗存,如若以秦的丧葬思维来看待这些遗存,可以发现在这之中存在着一种提纲挈领的指导性思维,这些相通性背后可能暗含着一种理想的模型(model)。

就随葬品的特征来看,秦帝国与北方草原人群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秦始皇帝陵中出土的战马挽具与马鞍应沿用了哈萨克斯坦贝雷尔(Berel)墓地中所见的裝飾方式(图9),并且帝陵战马上还见有形制特殊的“S形”马衔,这一马衔在哈萨克斯坦巴泽雷克与甘肃马家塬亦可见到。随葬品来源的多样性可能正是始皇帝“天下之主”个人认知的地下表现。除来源之多样外,如兵马俑等随葬品的拟真性(accuracy)也令人惊叹,如此拟真性背后实际蕴含着古人对死后世界的某种认知。回到墓葬结构,尽管秦始皇陵未经发掘,然通过取土分析与遥感检测来看,这座墓葬展现出了惊人的工程水准。宏伟壮阔的墓葬结构、来源丰富、制作精细的随葬品群,既反映出了秦人与远方的交流程度,更反映出了秦人的野心。我们在探讨研究兵马俑群之余,也应进一步思考驱动这一墓葬建造的指导理念究竟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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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Berel复原马具与秦始皇陵所出战马俑对比图


以秦始皇陵拟真俑群为发端,到汉代我们似乎已然进入一个由“模型”搭建而成的死后世界。如西汉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葬的结构和现实世界居住场所有着紧密的关联。以及出土于湖北荆州谢家桥M1(公元前183年)、湖北江陵高台M18(公元前173年) 的告地策,不仅对下葬日期、死者身份等一一记载,有的还对陪葬品清单甚至在死后世界服侍故者的仆人姓名都做了详细记录。此类种种,都使我们不禁思考背后的营造理念。

四、结语

从商代大墓至钟离国君墓,再到秦陵汉墓,每一阶段的发展背后似乎都可见到模型概念的延续,即是墓葬营建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企图架构出他们理想中的死后世界。这一理念在商代表现为深挖墓穴与陪葬大量的青铜礼器,后随着社会复杂化,人们不断地对墓葬的结构、随葬品组合进行调整以期适配,从秦往后基本上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模型”的年代。故而今天的研究者们不应仅看到墓葬的结构与内容,而应更进一步探索这些结构与随葬品是如何协助墓主展示自己的殉葬观念、如何搭建起他们理想中的死后世界的。纵观中国墓葬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几千年来支撑中国多元化结构社会发展的主轴始终都是以祖先为核心的家族单元,如以此观之,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理解及对墓葬的营建理念。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所引图均出自罗森教授展示稿)





撰稿:白沙平

摄影:黄静雯

本文已经黎婉欣老师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