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4日晚，2024北京大学“大学堂”系列讲座第三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早期历史到唐代》在哲学楼101举行，讲座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翻译。

杰西卡·罗森教授主讲

陈建立教授主持

秦岭副教授翻译

讲座现场

一、边疆地区和马的角色

罗森教授首先从地理环境切入，为理解文化交流提供宏观背景。半月形地带，亦即农牧混合地带，不仅在中国极为重要，放置于欧亚大陆之中都非常特殊。它大部分被黄土覆盖，是农业与草原地区之间的缓冲带，并且提供北方人群与农耕地区联系的通道。罗森教授认为交流主要通过三条路线：沿河西走廊和泾河、沿黄河和汾河南下、从北方草原直接进入北京地区，而马在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马的重要作用

与其他被驯养的动物不同，马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半径，增强了军事和交通的能力。以往学界大多认为马的驯化在哈萨克斯坦完成，但最新的古DNA研究和遗传学数据显示，约公元前2000年被驯养的马就广泛存在于欧亚大陆西部草原，之后迁徒到整个西伯利亚及其南部和西部。在当时中国已经发展成熟的农耕地区繁殖马匹具有局限性，这是由于中原地区温度和湿度过高、半月形地带土壤又普遍缺乏硒元素，以及农人不愿将已有耕地转换为牧场所导致的。蒙古的高地草原则适合大规模畜牧业和马群的放牧，驯化后的马在草原上不断进化，并经过半月形地带到达中原地区。马在蒙古生活和葬仪中都很重要，鹿石和石堆墓记载了马匹饲养人的信仰和仪式，如蒙古乌兰泰加山石堆墓主墓冢的周围墓堆都埋葬有马头。

草原地带与中原地区在地形、气候以及习俗上的差异极大。二者的经济形态不同，草原文化从事畜牧业，中原地区则种植谷物。从墓葬形态来看，草原地带墓葬用石头标记，周围掩埋马头骨和其他骨头；中国墓葬则深埋黄土之中，车马坑和殉马与墓主人分属不同区域。表现在随葬品上，草原地带多随葬兵器，不用礼器，中原地区则多随葬礼容器，同时使用兵器、玉器等。截至目前，尚无草原与中原直接联络的证据，二者的联系应当经过了半月形地带。

进入商代以后，中国开始对马加以利用。在墓葬中表现为与车马器紧密联系，如随葬用于战车的马、马具和与驭手相关的特制兵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现更多北方因素，如墓坑四周设一圈壁龛、随葬青铜短剑和鹿角马镳。公元前7至6世纪，西戎与其他外来人群持续带来其他物质文化，如黄金制品和特殊造型的青铜器。

2、两个传统的碰撞

文化交流在商至西周是个体和零星的，到了东周则变得系统。此时北方部族因善于养马，变得愈发富足和强大，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阿尔赞2号墓（Arzhan 2）墓主不仅拥有以黄金为象征的巨大财富和大批动物，也具备建造大型积石冢的能力。墓主使用大量的黄金装饰品，包括软靴、短剑、腰带、项饰等组合，体现出鲜明的骑马民族服饰特征（图1）。 

图1 阿尔赞2号墓出土服饰复原图

当北方与中原两个不同传统的强势文化相遇时，我们可以看到交流留下的证据。一些最早来自草原的族群穿过蒙古、越过燕山，进入今北京地区。约公元前600年，玉皇庙的人群遵循草原习俗，随葬马头、草原兵器、黄金和腰带。他们也随葬一些青铜容器，但可能不作为礼器使用。将玉皇庙与阿尔赞2号墓出土的武器和腰带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从更广阔的地域视角来看，从罗马、伊朗穿越整个草原乃至中国，游牧民族的骑手都穿着腰带、束腰外衣、绑腿和软鞋，都使用短剑。伴随着互相掠夺和攫取动物、金属资源，这些人群不断交流，将黑海地区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与罗马被欧亚大陆北方族群攻占和取代不同的是，中国接纳了北方的技术和文化，并对它们进行了改造。

马的重要性在汉代以后深入人心。不同的材料促使人们以多样的方式呈现马的形象，如茂陵的石马、镀金铜马，武威雷台汉墓铜车马阵等。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贸易的通路，也是马交流的通道。

二、汉朝之后世界中的中国

1、丝绸之路：外交与贸易

在秦汉时期，强大的帝国相距较远，中国的竞争多来自本地，例如匈奴。汉朝衰亡之后，以外部人群为主的新势力在半月形地带崛起，一个更加复杂多极世界逐渐形成。自六世纪晚期，隋唐中国进入世界顶级之列，但在西方，拜占庭和萨珊伊朗同样非常强大。

所谓“丝绸之路”，实际上是绿洲间许多条穿越广袤沙漠和高山的路线。文献中记载的大多是人们物品交换的中转站。通过丝绸之路，银质容器在中国首次出现。甘肃靖远出土银盘的骑狮神像纹饰和立体装饰风格均体现出罗马的影响（图2）。1970年大同南郊出土的北魏银器、铜器更为典型，葡萄藤缠枝纹饰、立体人像雕塑以及杯、曲的造型都是典型的西方风格，源于与中亚各地的交流。欧亚大陆上的不同势力为了达到平衡而进行探索，金银器皿作为通用的外交礼物正凸显了这一点。在寻求政治联盟的过程中，不同帝国的使臣来中国交换礼物，甚至被邀请参与祭祀活动。

图2 甘肃靖远出土鎏金银盘平剖面图（采自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贸易在中外交流中十分重要。中国开始生产并向海外销售专门式样的丝绸，如萨珊风格和狮子纹饰的织品。再以唐代的马匹交易为例，突厥为中原提供马匹，粟特商人参与育种和采购，而丝绸被中央政府用来支付马匹和军队的费用。安伽墓石榻所雕绘的二人席地而坐的画面，应是粟特与突厥人进行贸易的场景。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描绘了类似的商贸场景。乐器也提供了一个视角，从娄叡墓（570年）壁画中所绘乐器，到正仓院所藏实物，再到唐代墓内流行随葬的胡人伎乐俑携带的乐器，在至少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欧亚大陆流行。中国的理念和文化同样对外界产生了影响。突厥人将中国的习俗传入蒙古和新疆地区，毗伽可汗墓的纪念石碑、阙特勤石头像等都由唐朝协助建造。

战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唐代会雇佣外来民族加入军队，大量骑兵由北方部族组成。唐代帝陵允许外族陪葬，如昭陵陪葬的尉迟敬德、阿史那忠分别为鲜卑人和突厥人。敦煌莫高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图3）与章怀太子墓内《客使图》（图4）反映出战争与外交两种中央政府的对外形态。

图3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图4 章怀太子墓东壁客使图（采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2、佛教传入：宗教的动力

遗迹和碑文连缀出佛教入华的道路，从尼泊尔的阿育王柱，到塔克西拉，再到克孜尔、敦煌，直至云冈，它所带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人像表现方式立体化，同时与佛塔等建筑紧密结合。

作为一个成熟系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冲击，并在诸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库木吐喇千佛洞壁画采用了中国绘画的技法，但人物形象、衣着、装饰等均为印度风格。鸠摩罗什、玄奘等人通过译经留存了大量汉文佛经典籍，不仅促进了中外佛教的交流，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继承和发扬提供了保障。摩崖石刻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之一，通过在山石上雕刻佛教经文，佛教被转换进入了中国的景观世界，并以纪念碑的形式存续。北方以摩崖居多，如山东铁山，南方如四川则是在石窟里面雕刻佛经，佛教直接融入了山水之中，完全改变了对信仰系统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的传统。

3、辽及以后：北方族群与中原文化的共生

随着契丹等北方族群日益强大并向南迁徙，他们采用了来自中原地区的技术、概念和习俗，并向北进行传播。

辽的疆域包括北方地区和部分汉文化区，在今内蒙古仍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的佛塔。辽金的器物也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纹饰，如位于北京附近的大房山金代皇陵中出土的王冠和石刻拓片。辽代殿堂建筑使用中国传统的木造结构和高大台基。宣化辽墓的设计者和建造者采用了中原地区主流的有关“死后世界”的丧葬观念，在墓葬中绘制侍从，其他图像也大多来自中原传统，如牡丹花、鹤与石头，莲花图像则来源于佛教。辽人、金人将西方的玻璃器和琥珀带入中原北方地区，又将汉文化传统的玉制品广泛应用于墓葬之中。

三、结语

在讲座的最后，罗森教授总结了地貌环境和自然条件对交流产生的影响。她指出，中原地区农业与手工业发达，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繁荣富足，这些对北方部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也正因如此，北方部族一次次南下，与中原产生激烈碰撞。在两大文明直接接触的过程中，中原始终以强劲且独特的方式回应北方，经过漫长的互动与融合，在金、元时期随着政权的扩张，中国的文化被传播得更广、更远。罗森教授呼吁我们去思索文明互动的中间环节和不同层次，去肯定和拥抱文化的多样性，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细节。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所引图均出自罗森教授展示稿）

撰稿：李淑媛

摄影：黄静雯

本文已经秦岭老师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