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1日晚7点，2024北京大学“大学堂”系列讲座第四讲《大英博物馆：策展与研究》在哲学楼101举行，讲座由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主持，黎婉欣副教授翻译。

徐天进教授主持

罗森教授主讲

黎婉欣副教授翻译

讲座现场

现场听众

罗森教授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有过三种不同的经历，包括在大学的学习经历，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以及和徐天进教授及其他考古文博学院老师的考察经历。罗森教授通过本次讲座展示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早期工作经历，反思在此期间的策展经历开启了自己对中国考古以致中国文化的一些学术导向。

一、大英博物馆藏品内容

罗森教授首先对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简要介绍。大英博物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收藏，她在参加工作时得到了许多可以接触大英博物馆库房中海量文物的机会，并拥有选择、组合并展览这些文物的权力，这在当今业界十分难得。

斯隆博士是大英博物馆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将自己的收藏以有偿方式捐赠给了国会。与当时西方的许多收藏家一样，他的收藏品包括所有博物学类别的物品，有书籍、雕像、钱币、青铜时代的兵器、不同国家产出的贝壳、当时最为先进的天文仪器以及各类珍奇物品。这些收藏品中有许多属于自然博物类，它们现在大多归属于自然历史博物馆，但大英博物馆依然保留了一个展厅用于展示斯隆博士的植物标本。他也有一些来自亚洲的收藏，比如一幅水墨画，一尊关羽的雕像和一个类似日本瓷的瓷碗。

石质雕塑在大英博物馆的许多展示区域都能看见，它们来自叙利亚、埃及、亚述等地区和文明。罗森教授提到，西亚对于欧美的历史研究学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所以和她相近年龄的同学、同事都对希腊、罗马以及西亚的古代史非常熟悉，他们必须了解这些材料。

二、“艺术品中的动物形象”（Animals in Arts)

罗森教授在1975年开始她的第一份策展工作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去按照自己的想象创作展览：她可以进入博物馆不同部门的库房，选取合适的展出文物。在今天，这样的策展方式因为每一个学科都变得十分专业化而难以实现。但罗森教授强调，正是这样的经历给予了她从不同角度描述中国的视界。

艺术品中的动物形象（Animals in Arts）是罗森教授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在她35岁时，即1977年开展。她选取了一幅丢勒所绘制的海象头像作为海报的元素。丢勒是一位15-16世纪的重要画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写生动物，这要求画家去揣摩、仔细观察动物形象，研究动物的细节，这些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特质。

海象头像，阿尔布莱希特·丢勒图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SL-5261-167

展览”艺术品中的动物形象”被分为七个单元。

第一单元是狩猎；第二单元是“为人类服务的动物”，主要呈现文物中不同的动物形象，尤其是它们为人类服务的形象，罗森教授在前几讲中提到从西亚到西欧地区都很早就出现了动物形象的表达，因为动物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中国的情况并不如此，罗森教授以此强调了东亚和西亚地区的关系；第三单元是想象中与宗教中的动物，关注想象世界中的动物形象，罗森教授认为海洋是中国和欧洲及西亚地区最大差异之所在，回到前几讲提到过的地貌空间，可以看到海洋是欧洲地区的中心和基础，比如鲸鱼搁浅的形象，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在欧洲都很常见，但中国基本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第四单元是标志与徽志，比如埃及的猎鹰形象以及中世纪门上的狮子形象；第五单元是故事与寓言，强调动物在叙事故事中的作用；第六单元是装饰中的动物；第七单元是研究与记述中的动物，洪堡与达尔文是欧洲自然历史经验的两位奠基人，他们广泛的游历带来了南非、南美等地动植物的详实图文记录或者罕见标本，为自然博物学打下基础。在16世纪的学术背景下，画家们会完整而精准地画下动物形象，比如伦勃朗所绘的大象，以及约翰·怀特绘于北美的箱龟。罗森教授提到，此次策展经历让她接触到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中的动物形象，开拓了视野，也对世界不同地区使用形象的思维有了更深的理解。

虎扑羊的形象是为中国考古学家所熟悉的，它在一件伊朗出土的公元前2000-2500年的文物上已经出现，这种两兽相争的图案沿波斯地区通过欧亚草原传到中国，从以希腊为核心的文明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到中国北方出土的文物中都能找到，虽然不同地区对图案的具体诠释可能有所不同。中山王陵出土的老虎捕食形象大家都很熟悉，但罗森教授提到，当她看到这件器物，首先考虑的是纹饰传播的路径和纹饰流变的过程，并亲自去到蒙古及阿尔泰山地区考察，以了解这一形象的变迁过程。典型的纹饰以外，另一些小的物质文化元素也通过这一走廊传播。以凯尔特时期的金项圈为例，从西伯利亚地区到黑海北部都能找到十分相似的器物。第三讲提到的青铜短剑也存在类似的传播路径。

带有虎扑公羊图案的斧头，伊朗

图源：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W_1913-0314-1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中国

https://www.hebeimuseum.org.cn/shida/pingzuo.html

三、“莲与龙”（Lotus and Dragon）

罗森教授讲述的第二个展览项目与丝绸之路有关，这个展览的中文译名是“莲与龙”。项目的源起是罗森教授接触到一件饰有缠枝莲花纹（lotus scroll）的青花瓷盘，她认为莲花纹饰的源流是值得探讨的，于是从仓库中提取了很多莲花相关文物进行比较研究，随后发现自然世界的莲花与该青花瓷盘上的莲花纹饰截然不同，真实的莲花有巨大的叶片，和长且并不卷曲的茎秆，与莲花纹的形象有很大区别。罗森教授举出两件分别出土于大同和伊斯坦布尔的涡卷纹青铜杯，以此强调该纹饰由西向东的传播方向。我们目前所处的年代与这些物质文化已经有上千年的距离了，但罗森教授非常希望知道这些纹饰如何进入中国，以及进入中国的方式是否重要。她相信这些图案是通过佛教的传播而进入中国的，纹饰并不会单独传播到另一个文化圈，往往是伴随着一整套使用的思维传入，包括建筑艺术、雕塑艺术、整体建筑布局的思维等。

在讲述了佛教的路径之后，再从丝绸之路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次我们不再从中国看到西方，而是从西方看到中国。从建筑的角度出发，罗森教授展示了希腊涅瑞伊得斯神庙原件和西方近现代建筑的图片，希腊神庙上方的三角结构是建筑的核心功能部件；在包括欧洲和西亚的西方地区，三角结构是一种标准化的装饰，但由于这种装饰来自对希腊建筑的模仿，它是纯装饰性的而不具备功能性。叙利亚巴尔米拉的纪念性拱门结合了建筑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同时已经初步体现出佛教因素的影响。古埃及文明是棕榈叶纹的起源地，当西亚和欧洲各地吸收古埃及的建筑艺术时，也同时吸收了各种古埃及文明中的建筑和艺术风格，而棕榈叶纹在他方亦变奏出各类的如涡卷纹等纹饰图案。首先学习这一纹饰的是希腊，他们不仅保留了棕榈叶纹的元素，还加入了蔓藤形的纹饰将其串联。通过欧亚草原走进黑海北部，斯基泰文明物质文化使用涡卷纹的方式与希腊相似，因为当时整个区域都受到希腊化的影响。下一阶段，在甘肃天水马家塬遗址和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两件文物都能看到类似的涡卷纹，马家塬出土的青铜构件上有改造后的棕榈叶纹，而楼兰建筑构件上的涡卷纹则体现了图案与建筑一起传播的传入方式。在更近的司马金龙墓中我们看到了变化，涡卷纹中糅合了中国元素，但是依然能看到来自遥远埃及的艺术元素。在磁州窑和景德镇所见的青花瓷团莲纹，其绘画思路及绘制方式均与前述涡卷纹类似。经过漫长的道路，我们终于来到中国瓷器的花卉图案这一议题，而我们再次回到欧洲，从东往西看，这些被改造的涡卷纹又将通过瓷器的外销影响欧洲，比如荷兰的瓷器吸收了青花瓷的团花元素。这样的远程交流改变了中国的纹饰风格和纹饰体系，在青铜时代甚至汉唐时代常用的纹饰不再保留，而出现以植物为核心的系列纹饰。这种纹饰源自西方，但在中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中国使用自然世界的纹饰元素时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即赋予其特定的含义，否则就很少使用。罗森教授希望通过上述内容强调，她在策展工作时能够接触到广阔的物质文化世界，这得益于大英博物馆丰富的收藏，她也得以从中西交流的角度了解中国。

司马金龙墓涡卷纹

图源：《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载《文物》，1972年第3期。

四、纸张与印刷术从中国向西传播

罗森教授进行策展工作时，大英图书馆依然隶属于大英博物馆，因此可以较容易地借取大英图书馆藏的文物，比如世界最早印刷品之一的雕版印刷金刚经。如果只选择一个中国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事物，那么一定是纸张和印刷术。中国的纸张和印刷术是东西走廊交流的重要元素。东西交流有两种路径：陆地和海洋，在纸张和印刷术进入西方的年代，控制海路的是伊斯兰世界，它们以波斯湾为中心。罗森教授展示了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张航海图，它的入藏方式非常传奇：它作为书本的包装纸而被收藏。这张航海图系船员所用，可能是唯一留存的实用地图，保留了很多中国南海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航线，是中国早期海洋史的重要实证。

约翰·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

图源：https://seldenmap.bodleian.ox.ac.uk

罗森教授先举出伊斯兰世界保存的中国泥金纸的例子，认为这件文物是因为其纸张的特殊性而非其上绘制的装饰图案被人们珍藏；随后举出敦煌出土文书和埃及出土文书的例子，认为它们之所以得以保留，是因为纸质材料被单独放置，而环境非常干燥，故得到保存。另外两件体现不同地区交流的纸质文物例子，一件是以欧洲纸为载体的古兰经抄本，从年代推断是在蒙古帝国称霸后才进入欧洲的，虽然使用了欧洲的纸张，但上面的经文很可能是在伊拉克地区书写的。另一件是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收藏的印刷本《坎特伯雷故事集》，虽然使用了印刷术，但他们希望印刷本和手抄本有一致的外观，所以完全按照羊皮卷抄写的方式对边框进行绘画装饰。总而言之，对于欧洲人来说，对“中国如何影响世界”最清晰的理解就是：钞票、纸张、印刷术这三个方面。

最后罗森教授用山石的例子为这一节进行小结，中国从西方得到了涡卷纹，西方则从中国得到了山石。“奇石”是中国园林中常见的元素，但“石“的形象在西方艺术风格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欧洲人第一次接触这种艺术风格时，用版画，水彩画等方式对其进行记述。目前最早可见的奇石图案来自欧洲1665年出版的版画册，但石的形象传入欧洲后，不断被吸收，改造，逐渐丧失原本山石的形象，和植物糅合形成一个单纯装饰性的图案，成为欧洲艺术的核心图像。洛可可风格使用石元素的方式更加奇特，通常将石和贝壳糅合在一起，是华丽建筑经常使用的装饰风格，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来自中国的元素。

含有山石元素的钟（钟表已缺失）

图源：https://drouot.com/en/l/20844195-luneville-covered-earthenware-writing-case-of-oval-shape

最后，罗森教授再次回归地貌环境的视角，对本系列讲座进行了总结。中国有丰富的山形地貌，这隔断了不同的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欧亚区域另一个物质文明繁荣的地区，但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大的文明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包括中亚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进行交流非常困难。两方最早的联系通道是欧亚草原，但更容易接触也更重要的交流渠道是海洋。

罗森教授的职业经历使她希望用不同动物的形象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因为通过不同文明呈现动物形象的思维和方法，就能看出中国、北美、南太平洋等地区文明的不同。这种经历也让她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了解中国，从中国和其它地区的差异去认识中国。罗森教授表示，虽然自己的人生轨迹和在座的中国人都没有太多重叠的地方，但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努力尝试了解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因为这是她所喜爱和感兴趣的地方。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所引图均出自罗森教授展示稿）

撰稿：田陈馨

摄影：曹含笑

本文已经黎婉欣老师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