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3日上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文明碰撞与文明演进”分论坛（小组一）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集贤厅举行。

论坛上半场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潘玲主持。

潘玲主持‍‍‍‍

东亚冶炼和使用铁和铸铁的开始

谢尔盖·涅斯捷罗夫 Nesterov Sergei P.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铁器时代起始于公元前15至14世纪，由赫梯人在小亚细亚地区发明的高炉技术。亚洲的铁器传播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其中印度恒河中游地区、中国河南省、新疆以及内蒙古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均有显著的铁器时代文化遗迹。

中国最早的铁器发现于公元前10世纪的新疆地区。中部地区则在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期开始开采铁矿并掌握了铁冶炼和渗碳、铸铁制造技术。中国南方尚未发现公元前8至5世纪的铁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的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的毛庆沟文化、桃红巴拉文化和杨郎文化中发现了铁器的使用，并发现了公元前8至6世纪热锻技术制造的铁器。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西南部地区发现的铁器年代从公元前4至3世纪到公元前2至1世纪，主要为劳动工具。分布于黑龙江东北地区（三江平原）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滚兔岭文化也发现了铁器。

俄罗斯远东地区金属时代的早期特点是铜和铁的生产技术几乎同时被掌握，使得该地区的考古遗址和文化的相对年代难以确定。黑龙江流域的青铜时代特点是青铜器在不同地区文化中异步出现。而最早的铁器则与乌里尔文化有关，该文化群体从中国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迁徙而来，迁徙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到前10世纪，与中国的周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扩展大概同时。乌里尔文化前期已经存在着铁冶炼技术，铁器和铸铁器起源于小兴安岭以西，至乌里尔文化中晚期向东扩展至小兴安岭以东。乌里尔文化居民的炼铁和铸铁技术出现的原因可能包括与中国东北青铜文化的联系中断，同时黑龙江流域缺乏铜矿，他们很可能是将已有的关于青铜器或陶器高温制造技术的知识应用于用沼泽铁矿以制作铁器。

黑龙江流域的乌里尔文化金属冶炼、锻造和铸造技术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珀尔策文化的铁器和铸铁器在日常生活和军事中的使用更加普遍，铁器质量提高，表明了铁器时代在该地区的深入发展。滨海地区的铁器传播与中国东北地区铁器传播的开始是同时发生的，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4至3世纪。综上所述，东亚铁器时代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地区适应，其中黑龙江西部的乌里尔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谢尔盖·涅斯捷罗夫进行报告

丝绸之路上的毛织品：来源与使用

波洛西玛克·娜塔莉娅 Natalia Polosmak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毛织品是标志古代东西方向交流最罕见的考古出土物之一。俄-蒙联合考古队2006–2012年对蒙古国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发掘，墓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初。在匈奴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独特的毛织品。达18米深的墓坑、泥质的土壤、严寒的气候等有助于有机材料的保存。出土物包括刺绣挂毯、服装和各种纺织品残片，其中最重要的是刺绣挂毯，原先挂在木椁墙壁上，上面刺绣着一些仪式活动题材，可以看到战士们向祭坛游行、会战、宴会等情节，可以看到穿盔甲的战士、战马、穿长袍的官员、穿长衬衣的人等。人物的服装与德黑兰博物馆收藏的帕提亚贵族人雕像的服装非常相似，包括用腰带束上的左衽掐腰的短上衣、裤子和软鞋等特征，所以最有可能描绘的是帕提亚人。

挂毯上的装饰是通过在毛料上刺绣制作的，这种毛料原本的用途是缝制长衬衣，其特征是毛料上织就的垂直紫色条纹。该种毛料的残片在罗马帝国各个地区，包括帕尔米拉，都有发现，表明蒙古北部发现的毛织品是进口产品，与匈奴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来自叙利亚的毛织品中还包括诺彦乌拉22号墓出土的植物花纹挂毯。经过复原，可以看出其十分鲜艳。但是匈奴好像并没有欣赏这些花纹，出土时挂毯被卷起来并用粗毛线缝在一起。还有其他来自帕尔米拉的织物也得到了加工：有些装饰属于中国传统纹饰，可能是中国工匠为匈奴单于制作的，在裁剪后缝成了裤子，下部还缝上了软毡靴。还有诺彦乌拉20号墓出土的长衣残片，由几片刺绣的毛织物缝在一起。在匈奴文化中，刺绣可能不只是作为服装装饰，而且也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

据《汉书》记载，匈奴贵族墓出土的毛织品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南线从叙利亚帕尔米拉通过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帕米尔和新疆送到汉地和蒙古草原。《盐铁论》等文献证明，帕提亚制作的挂毯、地毯等纺织品受汉代贵族欢迎，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匈奴贵族阶级宁愿使用高质量的西方刺绣毛织物来做衣服，匈奴本地的粗糙毛料在贵族墓中很少见，应当主要被平民使用，在贵族墓里就只是铺在地上。匈奴墓葬出土的西方毛织品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物品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波洛西玛克·娜塔莉娅线上报告，由玛丽亚现场翻译

早期金属器时代藏西、库蒙与犍陀罗的文化互动

仝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喜马拉雅西部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各大文明的交汇互动区域，也是史前青藏高原最多元、复杂、先进的地区之一。近来考古工作与研究表明，库蒙喜马拉雅、犍陀罗等地与藏西早期金属器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格布赛鲁墓地（一期3600-3000 BP，二期2700-2100 BP）是藏西地区发现最早铜器的遗址，包括红铜和砷铜。以往学者通过铅同位素分析指出这批铜器与新疆、河西地区“西城驿—齐家冶金共同体”铜器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印度、尼泊尔地区铜器和矿藏数据较为接近，只是缺乏同时期能够准确对应的比对材料。

“红铜窖藏文化”是印度北部恒河和亚穆纳河流域分布的青铜时代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至公元前1000年前后，典型器物包括红铜器物和少量砷铜器。该文化在喜马拉雅山地至少有四处重要分布点，其中库蒙地区Bankot村的地点距离铜矿最近，也是唯一“人形器”铜锭的发现地点，可能其周边就是这类铜锭的开采和制作地点，然后再供应、输送到不同地区。

19世纪以来的矿藏与考古调查表明，库蒙地区具备丰富且高质量的铜、铁、砷矿藏，又发现有数量丰富的古代采矿点和冶炼遗迹，这就为藏西发现的早期红铜、砷铜和铁器找到了交通近便的、可能的矿料来源地。而同一时期库蒙的金属器冶炼和制造业也被该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札达县格布赛鲁一期墓地出土的红铜打纬刀，与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石制打纬刀形制相似，揭示了藏西与卫藏（拉萨周邻地区）的联系。曲贡遗址出土有独特形制的铁柄铜镜，上有牦牛图案，是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本土冶金业的产物。这些铜镜铅的含量较高，在堆龙德庆嘎冲村遗址还发现与克什米尔地区相似的鼓风管，说明西藏的早期冶金业吸收了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的双重影响。

藏西地区公元2-4世纪的铜铁器，包括红铜容器的器形与制作方法、铁盘、铁马具、铁箭镞、带柄铜镜等，以及蚀花玛瑙珠，可能受到犍陀罗塔克西拉等地器物的影响，但是传播互动如何实现还需要分析。从藏西沿着印度河向西北可至犍陀罗，但该路线海拔很高、有许多无人区，不利于文化传播；藏西与犍陀罗的交流中介很可能是库蒙及北印度毗邻省份、通过著名的印度“北方大道”（Uttaraptha）建立联系，但北印度的相关地区目前因工作局限暂未发现较典型器物。

仝涛进行报告

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

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西南夷指战汉时期分布于今云贵高原、川西高原一带的诸多古族或古国的统称，其包括定居民族、游牧民族以及一些半农半牧的民族。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指的是成都经滇、缅到达印度的身毒道，后来在线路与年代上不断扩展。长期以来，相关研究缺乏对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关系及互动的关注。西南夷考古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本地视角，主要关注西南夷本身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演进。二是以中原或内地为中心的视角，主要看西南夷的汉化或华夏化进程。三是国际性或跨区域的视角，主要关注西南夷在古代中外交通、中外交流中的地位及作用。南方丝绸之路从考古发现看，可能起源于商代晚期，但真正兴盛要到战国时期。余英时先生认为，汉武帝通南方丝绸之路的努力被昆明族阻挡，并不是因为昆明人的野蛮，而是因为昆明人害怕汉朝剥夺其族群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地位。西南夷族群在各坝子内居住，坝子与坝子间联系紧密，同时作为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共同建立了西南夷地区的贸易网络，并延伸至域外地区。东南亚发现许多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因素，包括巴蜀、滇等的青铜文化因素，说明西南夷广泛参与南方丝绸之路。西南夷从南方丝绸之路中获益很多，不仅体现在交通和贸易上，其文化面貌也变得更加多样、多元与开放。外来器物直接输入到西南夷地区，包括外来的海贝和珠饰及内地输入的铜镜等。外部文化因素也输入了西南夷地区，包括越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等，案例包括铜钟、铜镯等。滇文化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其处于南方丝绸之路及贸易活动的重要节点上，同时滇人也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南方丝绸之路造就了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文献记载看，一开始这种开拓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但是也孕育着必然性，南方丝绸之路的长久存在必然被汉朝发现，并导致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没有先秦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没有西南夷的对当地的开发，很难激发汉朝开拓西南边疆的积极性。总结看来，西南夷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参与者、开拓者。南方丝绸之路极大塑造了西南夷的社会历史文化。西南夷与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及其彼此关系，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

杨勇进行报告

论坛下半场由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羊泽林主持。

羊泽林主持‍‍‍‍

匈奴考古遗址发掘的新成果

古恩钦·额日格金 EREGZEN Gelegdorj

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匈奴是游牧民族中第一个建立国家并将草原置于统一组织之下的民族。匈奴是研究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至公元一千年中期欧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今为止，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并研究了众多考古遗址。这些遗址包括蒙古、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图瓦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杰特苏地区、天山山脉周边地区，以及中国的内蒙古、新疆、山西、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多个地点。其中，在蒙古境内发现的遗存是匈奴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迄今为止，蒙古已发现并正在研究的墓葬遗址约有13,000处、聚落遗址30余处、手工业遗址10余处。除此之外，各地还陆续发现了众多与匈奴时期相关的岩画遗址。

墓葬作为匈奴考古的重要遗迹类型，大多数匈奴墓葬表面都能看到外部结构，一般可分为甲字形和圆形两种基本形状。匈奴贵族墓多为甲字形墓葬，其外部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墓坑正上方的主体石台以及与其正面相连的入口通道。匈奴甲字形墓葬和汉文化甲字形墓葬形制较为相似。这些墓葬形制较为统一，但规模不等，可能和墓主的身份等级相关。匈奴贵族墓的内部结构或地下结构，大致可分为填石墓坑和墓圹，墓坑通常挖成长方形，呈向下的倒金字塔状，墓坑较深，埋葬完成后，墓坑将被有序排列的土石层填埋。

匈奴贵族墓的葬具由外椁室、内椁室和棺组成。椁室通常由原木搭建，墙壁上铺有织物毡毯。棺上覆盖着丝绸和其他纺织品，头挡以日月形金饰为装饰，棺壁盖和侧挡装饰着金属花饰。

匈奴人在埋葬死去的王室和贵族时，会按照既定程序放置和陪葬某些类型的文物。例如中小型墓葬多随葬1到2辆马车，大型墓葬则可多达十余辆。随葬品中还包含独角兽纹马具、漆器、铜镜、银盘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漆器的铭文显示其产地或在汉朝的长安地区和巴蜀地区，汉式铜镜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银盘上的人物形象取材自希腊神话，属于匈奴和罗马高层交流的产物，表明匈奴和亚欧大陆西端的交流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交流，也证明了其与月氏、巴克特里亚以及罗马之间的密切联系。

总而言之，匈奴墓葬反映了匈奴文化与早期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文明的交融，匈奴在早期欧亚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恩钦·额日格金进行报告

茶传入印度后的变化与影响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印度的茶与饮茶习俗是从中国传入的，而且印度也是世界上主要茶叶生产国，有大吉岭等著名产地和各种名茶。

在世界语言地图中，茶的发音大致有两种：其一来自中国官话“茶”，及其变音chaaya等；其二是中国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及其变音tea、tee等。语言隐含着文化传播的历史信息，第二类情况往往与明代晚期后的欧洲人相关，而在印度“茶”的发音属第一类，这一发音的传播时间可能有不同的历史时期。

印度各城市街头均有卖茶人，所贩卖的多是加入了香料的茶粥。此外，印度在办公室、家庭中有茶，也有各种级别的下午茶；有与在中国饮用方法相似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等。

结合印度语言中茶的发音，以及其传统茶饮加香料煮成茶粥的方法，这或许反映了唐宋时期饮茶方法传入印度的历史。唐宋时期官话所承载的贸易路线，向西可至回鹘、突厥，向东可至渤海、朝鲜、日本，同时期也存在着向南传播发展的可能。以考古学证据来说，长沙窑便可能向印度出口茶具，如参与印度洋贸易的黑石号沉船上就有茶瓶、“茶盏”，说明买方可能注意到中国人当时的茶文化；以文献记载来说，当时在广州、福州、泉州等东南沿岸港口城市的波斯、阿拉伯胡商等很多，这些来华商人生活在中国茶文化盛行的环境当中，极可能参与茶贸易。除印度煮茶粥外，现代波斯、阿拉伯的茶也加入了各自的特色成分，并且都是煮的茶粥，这极有可能是在继承唐代煎茶、宋代点茶的基础上，又有了本土的变化。

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印度茶事旁观宋代茶事。宋代文人笔下的茶多是风流、文雅的象征，但从印度的社会阶层分野看，我们应重新认识当时的茶文化。在传世古画中反映宋人茶事有三类：首先是上层社会的茶事，反映的是后人向往的景象；其次是市井、民间的茶，是普通人对茶的追求；最后是游商小贩的活动，贩卖的茶器应该是供应社会下层所需。在印度各地习见提炉、携篮卖茶的人群，便和《斗茶图》等图像资料中显示卖茶人斗茶的现象相类，这也为我们研究宋代社会的茶事提供了民俗学的证据。

王光尧进行报告

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奔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之贸易

宋建忠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深海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发现于2022年10月。2023年5-6月间、9-10月间，2024年5-6月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实施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三个阶段的考古调查。2024年3月，该项目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4年5月6日，国务院核定公布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水下文物保护区，这是我国首个公布的国家级水下文物保护区。

一号沉船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瓷器、铁器等构成的堆积。环形区位于核心区外围，近似圆形，海床表面散落有较多的陶瓷器、铁器、铜器、木箱及零星船板。条形区位于核心区西南侧，海床表面散落有少量的陶瓷器、铜器、铁器等，分布较为零散，淤埋严重。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东侧散落区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可见陶瓷器、螺壳和零星原木；西北散落区以原木为主，另有部分陶瓷器。其中，出水陶瓷器使用痕迹明显，应为生活用具。

根据沉船出水瓷器的纪年信息、形制特征等综合判断，一号沉船年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二号沉船年代约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结合明代中期的对外贸易政策背景，推测两艘沉船皆为民间私人贸易商船。一号沉船的始发港可能为广东或福建沿海，从海南岛东部穿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沿越南中南部前往贸易中转地马六甲。二号沉船可能在马六甲装载原木后经越南中南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经海南岛东部，返回广东或福建沿海港口。推测航线大致为郑和航海所形成的路线。

以一号沉船为例，其船体在向下沉没的同时不断发生晃动，船货洒落，船体坐底瞬间货物喷溅，最终沉没，形成条形区、环形区及核心区。目前，一号沉船船体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仍有大量海洋生物自内部和外部持续蛀蚀。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其所载原木由于硬度和密度较大、药用特性等得以保存下来。

两艘沉船的特色船货如一号沉船出水的成批量珐华器系水下考古中首次发现，以瓷土为胎，制作精美。二号沉船所载原木经检测为柿科柿属的乌木（Diospyros ebenum），该树种的自然分布区主要为印度洋地区。明代各种史料对于进贡乌木多有记载。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二处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第二，二处沉船遗址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尤其一号沉船的珐华器、二号沉船的乌木均系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要见证，为中国航海史、海洋贸易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第三，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工作为我们打开了我国水下考古的深蓝之门，为摸清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并构建其保护利用体系展现了十分美好的前景。

宋建忠进行报告

琉球出土中国陶瓷的再观察

丁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琉球群岛地处东亚与东南亚海域之交，是亚洲东部人群海上沟通、贸易的交通枢纽之一。琉球首里城遗址出土有大量元明之际的中国陶瓷，是探讨此期中国陶瓷外销变化的重要案例。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成果表明，在不同的海外市场地和消费地，中国外销瓷的出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相比于其他海外遗址的发现，琉球首里城的情况显得尤为特殊。因此，或有必要结合更多因素，对其中呈现的“特色情况”予以分析，进而回应前人已有的探索。从元明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情况来看，海禁政策及中国陶瓷生产格局之变，确实曾给陶瓷贸易带来一段低潮时期，但这段低潮的程度不应高估。15世纪中期，伴随着走私贸易的日益兴旺，中国陶瓷贸易的规模实际是在一路上扬，至明晚期更是迎来空前的繁荣。然而，琉球地区的中国陶瓷输入情况，却与这一趋势有很大差别。琉球这一特殊案例的形成与生产变迁、政策变化、区域差异等动因有关。借助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就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陶瓷贸易而言，贸易与交流的需求相对恒常，而完成贸易的渠道、方法及方式则具有历史阶段性及地域个性。

丁雨进行报告

会后讨论‍‍‍‍‍

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蜀布纺织、早期铁器生产、带柄铜镜来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光尧认为汉代世界棉纺织业的中心在印度，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布邛杖来自中国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不排除“西南夷”受印度影响才生产了有地方特色并为中国熟知的“蜀布”的可能。涅斯捷罗夫S.P.回答乌里尔文化在1200BC便开始冶铁，考古发现有铁器、炼渣、铁矿石等遗物。仝涛赞同曲贡带柄铜镜早期在欧亚草原、中亚地区已经有很长的传统，但强调曲贡的带柄铜镜也有本土特色，结合矿冶遗存，推测可能是西藏本土制作，但受到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的双重影响。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