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3日下午，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文明碰撞与文明演进”分论坛（小组二）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关新园集贤厅举行。

论坛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科技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林主持。

赵志军、杨林主持

丝绸之路上的生物考古研究：学术前沿与未来展望

尼基塔 Efthymia Nikita

塞浦路斯研究所副教授

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相关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中的个体流动、疾病传播、暴力冲突以及饮食模式。

研究人员利用同位素分析、生物距离分析和古DNA（aDNA）技术，揭示了丝绸之路沿线个体的高流动性。例如，通过同位素分析手段研究罗布泊地区墓葬中的人骨和随葬品，研究者发现了大量外来物品和墓葬类型，表明该地区曾是文化和人群交流的枢纽。此外，颅骨形态和古DNA的研究也显示出丝绸之路沿线存在大规模的遗传混合情况。

丝绸之路沿线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还提供了人际暴力和冲突的证据。研究表明，牧民群体的暴力创伤率高于农业群体，而农业群体的创伤更可能与生产性或体育活动有关。未来研究将致力于分析不同类型的暴力（包括身体和结构性暴力），并探索其与人群流动的关系。

在人员流动频繁的背景下，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传播是重要的研究主题。研究表明，一些病原体可能通过丝绸之路沿线传播，如在考古发现的寄生虫样本中，有一种只能在湿地环境中生存的虫种，被推测是由外来人员携带到干旱区域的。

饮食习惯是通过考察生物考古数据研究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发现，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居民主要食用本地生产的食物，而游牧群体则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饮食习惯。这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商品流通对饮食习惯的影响，但未来需要进一步结合同位素分析、牙齿病理学和植物考古学等方面的数据，来探索饮食习惯的时空变化。

当前生物考古学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为同位素分析、生物距离分析与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通过分析骨骼中某些化学元素的同位素比值，可以判断个体是否为本地居民以及其可能的迁移路线。该方法已被成功用于鉴别第一代移民，但面临着无法精确定位移民来源地的挑战。生物距离分析是通过研究颅骨或牙齿的几何形态特征，推测不同人群的基因流动情形，这种方法相对非破坏性，适合大数据分析，但信息较为间接。古代DNA分析能够直接揭示个体的遗传背景，但此技术成本较高，且受限于DNA保存状况。将这些方法结合使用对于全面理解丝绸之路的人群流动和文化交融至关重要。未来应进一步推动不同方法间的融合，以便在多尺度和高分辨率下更全面地解析古代人群的迁移与互动。

综上所述，通过流动性、暴力、疾病和饮食的多维度研究，考古学家们逐步揭示古代丝绸之路如何塑造沿线区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未来的研究仍需在多尺度空间分析、方法整合以及跨学科合作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古代世界的交流网络。

尼基塔进行报告

改变世界的十三年：公元前336-前323年

马克·波拉德 Mark Pollard

牛津大学教授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并在此后的11年里通过一系列对外扩张活动扩大了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公元前323年，他抵达恒河上游后返回。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事件是他对犍陀罗王国的占领，将希腊文化、语言、艺术等带到了犍陀罗地区。在亚历山大帝国覆灭后，犍陀罗地区成为孔雀王朝的一部分，一度由阿育王统治。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在印度各地建立敕令，鼓励人们成为佛教徒。由此，曾经作为亚历山大帝国一部分的犍陀罗地区成为了佛教地区，但仍然保留着与地中海地区的联系。这带来了许多结果，包括促进了“犍陀罗艺术”的发展。

通常认为佛教由印度北部通过中亚和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最早有关佛教的文献大约出现在西汉时期，伴随着中国向西的军事扩张而传入。但是，部分证据指向佛教的传入存在一条“南线”，即由恒河地区经缅甸到达云南。这条路线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的不仅仅是佛教，还有黄铜技术，或者说可能是黄铜技术的重新引入。通过对比中亚和中国西部铜合金中佛教物品与非佛教物品的锌含量，可以发现最早的佛教文物的合金成分中常常含有一定量的锌元素，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佛教物品的锌含量相当高。因此，可以认为黄铜应该是与佛教一起出现的。

为什么黄铜作为一种材料如此重要？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黄铜是铜合金里面相对更难制成的一类。由于锌的沸点较低，为907℃，极易挥发，无法通过制作青铜的方法来制造。在蒸馏法提取金属锌的技术出现以前，黄铜通常由铜和锌矿石直接混合冶炼而成。

目前，黄铜冶炼的源头尚不明确，可能在西亚（包括波斯）、印度或是中国。支持西亚起源的证据包括欧亚大陆西部发现的一些早期黄铜，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亚，特别是波斯地区，可能是黄铜冶炼的起源地之一。印度哈拉帕遗址发现了一些黄铜残片，年代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至第二千纪初期，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物品是印度本土生产还是从波斯传入的。凡小盼教授和王昌燧教授等人提出中国早期黄铜器物可能是本土起源，这一观点基于对新石器时期黄铜残片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2个样品出土于姜寨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700-4000年。如果黄铜来自于中国本土，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早生产黄铜的地区。与此同时，解答中国的冶炼技术为何以最困难的铜锌合金为开端，同时黄铜技术为何又在中国消失了近两千年等问题也将变得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黄铜合金是随着佛教传入（或重新传入）中国的。同时传入的可能还有失蜡法，因为大多数佛教艺术品都是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失蜡法的起源与早期使用仍存在争议，探索失蜡法的来源与使用是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此外，除上述内容外，是否还有其他技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传播同样值得广泛关注。

波拉德进行报告

船舶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

程思丽 Sally K. Church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

郑和下西洋为船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其成为文化和商品交流的载体。古代沉船的发现研究表明早在唐宋时期，大批中国商品就已通过印度洋运输。然而，目前还未发现郑和船队的船只残骸。通过《明实录》、《瀛崖胜览》等文献，可以得到关于当时贸易的一些细节。《明实录》记载了很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容，是有关航行过程的极其宝贵的信息来源，但其贸易记录不如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游记丰富。此外，由于《明实录》记录了皇帝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关注的特定内容会随机地与其他内容混杂，导致查找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根据不同特定主题整理出了相关的条目记录，编成《明实录类纂》。不过，《明实录》记录中的随机性有一个好处，即它可以提供一种更广泛的背景，使研究者了解到整个帝国各个领域的情况。

根据《明实录》中关于回航的记录，可以发现来华的外国人数量越来越多、停留时间越来越长，有时还会制造麻烦。这些航行，加上皇帝对其他事务的关注，导致皇帝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郑和七次下西洋分别发生在1405-1407年、1407-1409年、1409-1411年、1413-1415年、1417-1419年、1421-1422年、1431-1433年。前三次航行间隔较短，航行结束几个月后便随季风再次启航，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停留几个月后即可返回祖国。从第三次航行开始，外国人必须在中国等待两年才能再次出航回家，其中可能有一些外国人通过利用现有的印度洋运输网络找到其他方式回家。久留的外国人成为了朝廷和人民的负担，因为他们必须在这期间为这些外国人提供衣食住行。《明实录》和其他文献中记录了一些官员对此的抱怨。第六次与第七次下西洋的间隔时间更长，这是因为永乐皇帝逝世，仁宗继位并暂停下西洋，宣宗时恢复了最后一次远航。

从航行目的地来看，前三次航行仅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Calicut），之后几次航行逐渐扩展到更远的霍尔木兹岛（Hormuz）、阿拉伯半岛（Arabian Peninsula）和东非（East Africa）。值得注意的是，目的地距离的变远并没有使航行时间更长，这可能是因为季风的缘故。然而，这可能是导致两次航行间隔变长，并最终停止远航的原因。

永乐皇帝时期的下西洋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403-1408年）期间，永乐皇帝亲切慷慨地接待来华的外国人，主张对于“远人”，要“怀远人”、“宽有之”和“厚往薄来”。

第二阶段（1409-1416年），来华外国人数量增加所带来的压力开始显现。当时的官员认为这些外国人在中国逗留时间太长，要对他们保持警惕，要小心这些外来的风险。永乐皇帝也为此忧心忡忡。

第三阶段（1417-1424年），外国人数量继续增加，以至“相望于道”，给朝廷和百姓带来更多压力。此外，国家还需应对远征漠北等事件，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负担。

由于财政负担、人口压力和国内矛盾等实际原因，郑和下西洋在1433年最终停止。可以说，船舶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需要记住的是，航行的终止非是因对技术或探索的拒绝，而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福祉的考量。

程思丽进行报告

中国早期铜器研究的新进展

梅建军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

根据考古学界的研究，中国早期的铜器冶炼中心主要分布在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些区域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冶金中心，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互动。例如，中原地区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地带的联系，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早期冶金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技术展示了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共存，而非某一文化的简单输入。这表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多种途径的间接接触和联系，进而促成了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术的本土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社群逐渐成为冶金生产的主体，并对技术体系进行改造，推动了冶金技术的继续发展和向东传播。

石峁遗址出土了一批铜器、玉器和铸造用的石范。这些发现表明该地区曾有冶铸活动，为早期冶铸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通过对出土的铜器进行化学分析，确认了石峁地区的铜刀和铜环具有本土生产的特点，与中原商代器物相似。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原冶金技术的独立起源。

河西走廊近年来发现了多个与冶金相关的遗址，例如缸缸洼和西城驿遗址。出土的铜器包括各种工具和饰品，材料从红铜到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等多种合金。考古和科学分析表明，这些遗址展现了丰富的冶炼和铸造工艺，并且可能在青铜时代形成了成熟的生产体系。

齐家文化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的重要代表，其铜器技术发展经历了从红铜、砷铜到多元合金的变化。考古证据表明，齐家文化中的红铜与含锡、砷合金并存，而不是简单的演变关系。这些铜器的材质和造型较为简单，但使用范围广泛，从工具到饰品都有分布，表现出冶金技术的多样性和成熟度。

冶金术的本土化意味着当地社群不仅掌握了生产技术，还在技术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北地区的本土冶金生产实践为早期冶金技术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结合已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中原冶金技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组合陶范冶铸体系。

通过对多区域文化互动和冶金本土化的深入研究，考古学家正在逐步解开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复杂图景。未来的研究将继续通过考古和科学分析手段，更深入地探讨冶金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联系。

梅建军进行报告

论坛下半场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潜伟主持。

潜伟主持‍‍‍‍‍

原始瓷产地研究述评

王昌燧团队‍‍‍

中国科学院大学

1960年，安金槐先生通过对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和原始瓷进行研究，提出这些器物应为本地烧制，而非来自东南沿海。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关于“北瓷南源”的假设，为原始瓷的本地化生产提供了早期证据。同年，周仁和李家治等人通过对比西安张家坡遗址出土的残片与其他地区的化学成分，得出北方原始瓷与南方“吴越青瓷”更为接近的结论，进一步推动了对原始瓷产地的多方位研究。

原始瓷产地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的发掘，为“南方起源”提供了实物支持。但也有研究者基于对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原始瓷的器物形态、化学成分和出土层位的详细分析，提出了“多源说”，认为原始瓷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均有独立生产。这一观点基于对器物形态、化学成分和出土层位的详细分析。陈铁梅教授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对吴城遗址出土的陶片、郑州等遗址出土的原始瓷进行了常微量元素分析，推测郑州等地出土的原始瓷均出自江西吴城。然而，由于陶器和瓷器胎料的性质显著不同，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质疑。王昌燧团队通过岩相分析和石英粒度研究，发现南北方原始瓷的胎料成分和制备工艺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支持了原始瓷“多源说”。亦有学者通过分析郑州商城、清江吴城等遗址原始瓷样品的出土层位，发现郑州商城的原始瓷片明显早于吴城，挑战了吴城作为唯一源头的说法。未来若能通过碳十四测年等方法进一步确认地层年代，则有望为原始瓷“多源说”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近年来，浙江、福建和江西的考古发现不断为原始瓷研究提供新线索。浙江和福建发现的窑址表明，这些地区早在商代前期就具备了原始瓷的生产能力。然而，这些窑址的产品与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在形态上差异明显，这意味着南方窑址不太可能是北方原始瓷的来源。有学者指出，尽管浙江窑址数量众多，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相反，结合南北方不同地区出土器物的成分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原始瓷的生产具有区域性、多样性的特点。

原始瓷的产地研究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从单一源头的假设发展到多源起源的复杂图景。虽然南方窑址尤其是江西吴城曾被认为是北方原始瓷的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和考古发现显示，原始瓷在中国不同地区都可能有独立的生产体系。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类型学、年代学和科学分析手段的结合下，进一步揭示中国早期瓷器生产的区域互动与多样性。

李文静进行报告

丝路考古的年代研究——问题与思考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丝绸之路考古有其自身特点，主要是通过研究丝绸之路沿线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重建古代交流贸易网络并探讨东西方各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交流。由此，专注于一个地点和一个区域开展考古工作不足以解决丝绸之路考古的问题；而若只专注于沿丝绸之路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而忽略了器物出土的考古背景，亦会带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困扰。

小麦的引入是丝路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考古发现表明，小麦最早出现在新疆地区，例如小河墓地和通天洞遗址。通过这些发现，研究者能够推测早期农业传播的路径，并揭示丝绸之路在农作物传播中的作用。对这些发现进行精确的年代测定和区域比较，有助于厘清文化交流的时间序列。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一种青铜器文化现象，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这一文化的传播模式引发了关于人口迁徙和文化扩散的广泛讨论。倒勾铜矛作为此文化的象征被反复提及，原发于西伯利亚区域的倒勾铜矛伴有利刃，锋利非常，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倒勾铜矛，尽管出土地点很多，锡含量却减少，硬度降低，已不具有实用功能，但为何选择制造此种器物，需要将其置于丝绸之路的背景下，考虑其在东西方的交流当中所承担的某些作用。

通过对埃及蓝和中国蓝这两种人工合成颜料的分析，探讨早期技术交流的复杂性。埃及蓝是人工合成的蓝色颜料，为仿造稀有的蓝色颜料——青金石而出现；中国传统的蓝色颜料来源于蓝铜矿和孔雀石，与埃及蓝的文化背景和来源有别，孔雀石和蓝铜矿原料丰富，不匮乏，没有人工合成的需求和动机。埃及蓝和中国蓝的产生时间有重合但产出背景的时间线有所差别。此外，埃及蓝生产简单，中国蓝生产耗时更长，中国蓝与中国紫息息相关，中国紫生产难以控制，当中国紫的生产控制不当时则会变成中国蓝。故中国蓝可能是作为生产中国紫时的无意产物出现的，因此研究考古学问题时须将其放置在大的考古学背景下，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室分析和年代测定，也可以帮助确定这些技术是否通过丝路传播。

姚河塬遗址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址，通过对47个墓葬和9个车马坑的碳十四测年，明确了该遗址墓地的时间序列。测年结果表明，墓葬的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050至800年之间，最早的车马坑可追溯至西周早期。这些数据不仅帮助确认了姚河塬遗址的年代，还揭示了墓地营建和使用的规划性。此外，还对琉璃河遗址的高等级墓葬进行了高精度的碳十四测年，对出土的木质葬具、人骨和殉牲骨骼进行了全面的年代测定。这些测年数据揭示了西周时期王室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结构。通过树轮校正模型，研究者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年代分布，为了解琉璃河遗址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其考古研究需要结合多学科的方法和精确的年代测定。通过对早期农业传播、青铜文化现象、人工合成颜料和具体遗址的深入研究，吴小红教授展示了丝绸之路考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呼吁考古学界继续深入合作，以解答关于丝路年代和文化互动的未解之谜。

吴小红进行报告

金道锡行——简论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金属流通网络

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铸造青铜器的金属物料在夏商周三代是涉及到国家管理模式的重要资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曾伯桼簠，铭文中“金道锡行”可能说明铜与锡具有共同的运输途径，或能够相伴流动。春秋早期，从汉淮、海岱到中原地区铸铜业的铅资源都来源于鄂东南地区，表现出异常广域的高度一致性。通过长时段审视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金属物料的特征及其演变历程，从资源视角对这种不寻常的广域资源共性作出回应。

从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青铜物料主要由中原流向南方。湖北郧阳李营遗址H37熔炼渣、盘龙城遗址出土铜器、岳阳铜鼓山早期铜器、荆州荆南寺M26的铅同位素比值与中原地区主要应用的铅料一致，说明其金属原料与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核心区域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盘龙城小嘴遗址出土两件孔雀石，铅同位素比值均在鄂赣间阳新-瑞昌铜矿的常见范围，暗示铜矿石以及纯铜物料可能来自长江中游地区，但本阶段长江中游冶铜生产的规模以及关于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的作用，仍然需要更多的材料与研究。

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南方冶金业逐步发展，青铜物料在中原与南方之间双向流动。商代中期铸铜生产范围明显由中原向周边扩展，江淮地区和江汉地区铜料资源，仍然与同期洹北商城保持了高度共性。在殷墟一期以后，长江中游商文化明显退潮，但新兴的费家河、吴城等本地文化仍有铸铜互动，其主要物料仍然是与中原一致的高放铅。数量众多的中原式及融合式青铜容器，则可能作为中原金属物料向南流通的表象和载体。西周早中期之际，中原铅衰退，长江流域湘南型铅和皖南型铅迅速兴起，与之相伴的是具有湘南型比值的锡器的出现。

西周中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形成多个冶铜业中心，对中原铸铜业的影响更为强烈而深刻，成为中原地区最主要的铸铜资源地。伴随着长江中下游冶金业的普遍繁荣，不同的冶金中心分别通过江汉淮地区的中介，形成了三条主要的金属流通路线。同时，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凭借各自资源禀赋长期竞争，而南岭地区的锡业也吸引着金属流通网络不断向南延伸。

金属资源的分布具有天然的不均匀性，中原作为商周时期青铜器最主要的消费地，虽在一些阶段大规模开发中条山等区域的铜资源，但总体上仍然缺乏铜、锡资源，资源禀赋不足。长江中游地区能够耦合鄂东所产铜料与湘南所产锡料，具有突出的资源禀赋和流通优势，因此能够在春秋初年中原难以远距离调配资源时迅速取得优势，实现铜锡相伴流通，即“金道锡行”。

陈建立进行报告

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的“生命史”研究——铅同位素考古视角

崔剑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四十余年，四十年来的研究主要是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中心。高放射性成因铅是主要在商代青铜器中大规模流行的一类特殊资源，在二里岗下层时期开始出现，于殷墟三期逐渐消失，殷墟四期基本不见。这一资源的分布范围集中于商朝疆域内，与商朝联系密切的地区也有大量发现。

以往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考古研究表明，铅同位素比值法除了可以用于研究青铜器的产地，还表现出显著的时代演化规律。特别是，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商时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有着非常确定且一致的变化节点，因此可以作为判断青铜器年代的一个辅助手段。我们的研究精细构建了商时期金属资源特别是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时空演变框架：在商文化的核心都邑，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于白家庄至花园庄之间、殷墟一二期之际发生两次转变，至殷墟四期，为一类普通铅取代。都邑青铜器中的高比值铅也可归纳为两组类型，分别流行于二里岗时期（HL(A)）和殷墟三期（HL(B)）。在商文化的四土疆域地区，青铜器的铅料面貌与都邑地区高度同步，是中央强势经略地方的体现。而在商文化的远方边地，不同风格的青铜器中都大量使用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些青铜器的铅料面貌亦与商文化区基本保持同步。

基于以上构建的商时期铅料资源变迁框架，可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揭示其流行背景。三星堆青铜器可以分为土著文化铜器和中原文化铜器两大类。土著文化铜器包括神树、大立人像、神兽面具等。中原文化铜器主要有尊、罍等礼器。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已有超过500个数据。这些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几乎都是商代青铜器中流行的同类高放射性成因铅。除部分复杂的组合器物外，绝大多数三星堆遗址的土著文化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都聚集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变化范围小于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正常变化范围。这说明这些器物使用的金属资源都是同源的，甚至是同时性的。根据以上总结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资源的时代演变规律，可知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绝大部分位于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范围之内，显示出与殷墟二期安阳青铜器较为一致的特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中原文化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对分散，但仍主要位于B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范围之内。以上情况表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土著文化铜器可能是在短时间内集中铸造的，而部分青铜容器（如K1出土的铜盘、铜器盖、龙虎尊），其铅同位素比值位于A组高放射性成因铅的范围之内，说明这几件铜器的年代较早，个别甚至可以早到白家庄阶段。

综上，可以初步构建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青铜器的“生命史”。大致在洹北花园庄至殷墟一期，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发生接触，输入了龙虎尊等少量南方风格青铜器，也许因此三星堆文化接受了铜尊作为其最主要的铜礼器。直到殷墟二期，尊、罍等南方风格青铜器不断输入到三星堆文化之中。殷墟二期的某一时刻，三星堆人群可能基于某种原因而铸造了大立人、面具、神树等一系列三星堆文化特色的青铜器，部分器型复杂的复合器中的尊等礼器可能是直接用输入的大口尊作为部件铸接而成的。殷墟四期至商周之际的某一时刻，某种原因导致以上所有这些铜器全部被废弃并埋入了八个器物坑当中。

崔剑锋进行报告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