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2日至14日，日本明治大学佐佐木宪一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了日本古坟时代考古系列讲座。11月12日，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古坟时代考古概述及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功举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副教授主持了讲座，北京科技大学王冬冬博士担任讲座翻译。

佐佐木宪一教授

杨哲峰副教授与王冬冬博士

　　本场讲座分为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古坟时代考古概述2个部分。

　　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佐佐木宪一教授简述了中日考古学交流史。早在20世纪早期，已有日本学者在中国开展相应工作，如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对辽代帝陵的调查、驹井和爱与关野雄对邯郸赵王城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等。20世纪中期以后，中日考古学的官方交往逐渐增多。50-6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达等曾赴日本各地讲演，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访中考古学观察团也曾在中国进行访问。这一时期，不少日本学者展开了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及玉器，代表性学者为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松丸道雄等人，形成了细致观察器物、重视器物的实测和拓片等治学传统。

　　1972年中日关系复苏后，中日之间的研究员和留学生交换也随之增多，期间既有菅谷文则、河上邦彦、西村俊范等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或文部省派往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也有蔡凤书、徐朝龙、王巍、信立祥、王建新等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在考古学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1990年9月，日本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其会员的研究方向涉及考古学、东洋史、思想史、美术史、建筑史等等，学会每年举行大会，并发行会刊，对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二，中日共同开展考古学调查，先后合作了“东北亚地区文明源流的考古学研究”、“浙江日中共同考古调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对中国都城进行的调查发掘等项目，取得重要成果。其三，进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日本大学与机构日益增多，如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九州大学、京都大学、金泽大学、东京大学等等。

　　佐佐木宪一教授最后总结到，日本考古学的独特方法论以及基于此的遗物研究，尚有很大的潜力可发掘，中国与日本在考古发掘调查与研究的方法存在差异，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可学习空间。

　　古坟时代考古概述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佐佐木宪一教授首先概述了古坟出现的背景及古坟的典型特征，其后分别介绍了古坟时代前期、中期、后期的具体情况。

　　在古坟出现前后，日本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有环濠聚落消失，贵族居住的高等级房屋出现；铜铎祭祀活动终止；以九州北部地区为中心分布的铜镜向以畿内（奈良、大阪、京都）为中心转变等等。在此背景下，典型的古坟开始兴建，其具备弥生时代墓葬所不具备的一些属性：如坟丘的高度很高；坟丘的形态、内部埋葬设施、随葬品的组合等方面具有超越地域的类似性；坟丘的建造有一定规格，小坟丘与大坟丘间多存在1/2,1/3,1/6的比例关系；葬具为又长又大的木棺；随葬大量的东汉镜和三角缘神兽镜等等。

年代最早的古坟：奈良县樱井市箸墓古坟

　　这些古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延续了弥生时代以来的特征，体现了地域集团中首长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则具有古坟时代的新特征，显示出不同地域间首长的地位及身份。这些古坟的出现是地域间交流的产物，例如表面葺石的做法可能发展自山阴地区（鸟取，岛根县）的表面贴附石块传统，或是模仿四国东北部地区（德岛县）积石塚而来；筒形埴轮是由吉备地区（冈山县）的特殊器台发展而成；厚葬的风俗可能发源于九州地区；前圆后方的坟丘形制则主要流行于近畿地区。同时，按照都出比吕志先生的观点，畿内的日本古坟中墓主的头向以北向为上位、竖穴式石室的密封性等特征可能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

　　古坟时代前期约为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墓室多为竖穴石室，墓葬中随葬大量铜镜。该时期墓葬之间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既有坟丘形式上的，可分为前方后圆形、前方后方形、圆形、方形等多种类型，也有墓葬规模上的，如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在古坟出现之时便出现了200米以上的巨大前方后圆坟、120米左右的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这三种贵族阶层的古坟，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存在。古坟中常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一些同范镜，如黑塚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在西到九州的丰前石塚山古坟，东到群马县的三本木古坟群这一很大的范围内皆有出土，可据其分配关系推断背后的大范围关系网。这种接受首长持有物的复制品的行为，表现出地方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感恩之情，同时也产生出上下级的关系。

古坟时代前期的墓葬特征

“同范镜”的分布

　　奈良盆地内古坟时代前期的古坟群主要有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3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盆地西部的马见古坟群（4世纪前叶开始形成）、盆地北部的佐纪古坟群（4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等，盆地中部的岛山古坟则开始建造于古坟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初。这些古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同时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古坟群，显示出各古坟群中埋葬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首长层具有比较高的独立性，其中以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势力为核心构成的权利集合体就是“大和王权”。此外，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存在从奈良盆地东南部向西北部移动的现象，白石太一郎等学者认为这是首长权力的转移的结果，吉田晶则称此为“王权轮番制”。然而，虽然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从奈良向大阪的河内、和泉地区移动，但是在奈良三轮山的祭祀活动仍在持续。

奈良盆地古坟时代前期的主要古坟群

　　古坟时代中期的时间约为5世纪，其主要特征为坟丘的规模增大、出现陪葬墓、多随葬长持形石棺和铁质护甲以象征权力。在这一时期，最大型的前方后圆坟从奈良盆地向大阪平野地区移动，形成了百舌鸟古坟群和古市古坟群等，对这种移动的解释，有墓域移动说（墓葬移动，但王权一直在大和地区）、政权交替说（政权从大和王权转移到河内王权）、大和王权内部的盟主权移动说三种说法。

古坟时代中期的墓葬特征

象征权力的长持形石棺

　　此期墓葬也反映了畿内王权的结构体系。河内南部的古市古坟群和和泉北部的百舌鸟古坟权势最大，营造古市古坟群与百舌鸟古坟群的势力交替掌握最高权力，政权的核心势力不是固定在一方。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在古坟群形成的最初阶段就是具备各个阶层墓葬的一个稳定的群体，存在200米以上级别的盟主坟，130米级别的中层首长坟，以及圆形和方形坟，王权本质上是有实力的势力的联合体，同时这当中也存在着卓越的专制者。与主坟墓主人相关的人物的墓葬作为陪葬墓存在，修建在主坟周围或较近的地方，是大体同一时期的中小规模古坟，这些人包括中间层和直属亲属，这种现象只见于古坟时代中期。

墓山古坟及其陪葬墓野中古坟

　　古坟时代后期的时间约为6世纪，其特征是前方后圆形坟消失、墓室为横穴石室、马具成为权力的象征、集群坟的出现等。古坟时代中期的佐纪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所代表的势力逐渐失势，马见古坟群和古市古坟群所代表的势力则持续至后期的前半。在古坟时代后期前段，没有规模特别突出的古坟，后期后段大型前方后圆坟的建造也受到抑制，而奈良盆地南部超大型的见濑丸山古坟却非常突出，这种变化反映的是古坟时代后期中叶传统势力自然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崛起于奈良盆地南部的势力。

古坟时代后期的墓葬特征

　　集群坟的出现及其规模的爆发性扩大是古坟时代后期的重要特征。集群坟不同于此前具有等级差别的古坟群，而基本都是大小一致的小规模古坟，在一定范围内密集分布，存在时间主要为6世纪至7世纪初。集群坟的出现反映了当地族群共同体制度的解体，家族的独立性加强。这表明，大和王权可以通过有权威的家长层对各集团内部进行更为直接的控制，其控制力比古坟时代中期有所增强。古坟时代后期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横穴石室的出现。畿内型横穴石室在6世纪初出现于畿内地区，平面为矩形，墓道很宽，是进入墓室的通道，在墓道与墓室间有一或两扇石门相隔。在以畿内地区为核心的区域，横穴式石室的平面均采用特定比例进行设计。

巨势山古坟群

乌土塚古坟

　　古坟时代后期，象征权力的随葬品也在发生变化。在5世纪的最后25年，随葬马具是高等级的标志，上层统治者随葬装饰马具和长甲胄，中层统治者仅有少数随葬马具，大多数随葬短甲胄，低层统治者仅随葬铁箭头、刀等。而到6世纪前半叶，甲胄和马具的重要性发生逆转，即随葬甲胄标志着更高的地位，上层统治者随葬一组甲胄和装饰马具，中层多随葬马具，低层则仍然随葬箭头和刀。6世纪后半到7世纪初，中层到低层的古坟数量增加，形成了群集坟，上层到中层的随葬品增加了带装饰的大刀，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形成。

6、7世纪古坟随葬品中展现的阶层

长持山古坟随葬的甲胄与马具

　　随后，佐佐木宪一教授回答了现场听众提出的古坟时代中期随葬的腕部石饰品的性质、古坟的年代判断、朝鲜半岛的古坟与日本古坟的关系等问题。

讲座现场

　　讲座最后，杨哲峰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杨老师谈到，佐佐木宪一教授今天为我们讲述了古坟时代各阶段墓葬的发展情况，也展示了不同阶段在墓葬营造、权力象征等方面的变化，并借此勾勒出当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佐佐木宪一教授的介绍，我们看到日本的古坟虽与中国同时期的墓葬在一些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形式以表达权力”这一点上具有一定共性。而另一方面，中日墓葬中虽出土有铜镜等相似的随葬品，但其功能性却存在很大差异。

　　特别提示：文中图片由佐佐木宪一教授提供，未经授权请勿引用。